《闲话：精神探索》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闲话》丛书期待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在医院里，赵树理拒绝进食，对任何人的劝说都只报以无声的闭目和摇头。病床前，他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留给老伴和儿女的遗言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br>    ——陈为人<br>    <br>    胡风集团冤案是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最大的冤案。舒芜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导致了冤狱的最终发生，但倘若胡风对上层的意图没有发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误读，这场悲剧说不定可以避免，至少存在着这种可能。<br>    ——魏邦良<br>    <br>    何海鸣转眼之间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失望之余，他开始逛书寓、吃花酒。但他又与人不同，渐渐地竟认真起来，与一位娼门姑娘论起婚嫁了。<br>    ——张功臣<br>    <br>    夏衍在1978年写就的那封满怀深情的信，让应云卫的子女激动不已，因为应云卫生前说过一句牢骚话：你母亲“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还早哩。<br>    ——大漠<br>    <br>    穆旦随身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他从字典上撕F一页来，利用行军时间，把单词和句子念熟，到了晚上可以背诵、默写的程度，便把这页纸扔掉。到昆明时，他随身带的那本字典已经撕得差不多了。<br>    ——梦之仪<br>    <br>    宋教仁去世之前，没有给本党理事长孙中山留下任何政治遗言，而是把全部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身上。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在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早已存在着无法调和的路径歧异。<br>    ——张耀杰<br>    <br>    胡适有时候有的地方像薛宝钗，鲁迅有时候有的地方像林黛玉。胡适呼朋唤友，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是比较世故圆通的。<br>    ——房向东

　　二、地主、官、绅做了他的后台老板，帮着他变作地主和高利贷者之后他才兴学，该文说“帮着他”办了三座奴才学校太含糊，好像还是地主、官、绅们帮着一个叫化子兴学来的。<br>    三、据调查他的三座“义学”的学生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子弟，连一个穷孩子也不曾有过，该文说他为了穷孩子也是错的。<br>    四、该文说“……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来宣传他，因此才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个‘武训’的本像”，模糊了原则是非，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好像说宣传了的人和揭露他“本像”的人只是原被告在报上打官司，与自己无关，不曾指出宣传者是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者是拿着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和这种反动思想作战的，因此，就不能叫入感觉到反动思想是应该打倒的。<br>    面对这一连串的批判和检查，赵树理这个被赞誉为“方向”的作家，是一头雾水晕头转向。正像他后来说出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是农民中的圣者，知识分子中的傻瓜。”<br>    赵树理于1952年1月1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实际上这是赵树理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一份公开检查。在这份检查中，赵树理留下了这样的文字：<br>    这二年来经我手在刊物上弄出来的具体思想错误有三次：第一次是发表了歪曲农民形象的小说《金锁》……第二次是写《武训问题介绍》中说“有些人”捧场，“有些人”批评，故意把“阶级”观点字样避开。第三次是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br>    ……

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br>胡风的“误读”<br>美人儿的残脂剩粉<br>应云卫的幸与不幸<br>辛亥革命前后的何海鸣<br>宋教仁与孙中山的路径歧异<br>关于于味青的交代材料<br>周楞伽遗作述略<br>周楞伽遗作：龚自珍的恋爱悲剧<br>范泉给周楞伽的十一封信<br>周楞伽在1936年<br>穆旦：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br>胡适终究是书牛<br>寻觅父亲靳以的信<br>靳以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