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昂慷慨一少年<br> 说起陈布雷，就不免提及蒋介石与报人的交往。蒋的幕僚班子里，舞文弄墨者以江浙文人居多，在报馆里历练过的也为数不少，这位性格唯诺、举止畏缩的幕僚长，以名记者出道，随侍最高当局二十年有余，看似最为春风得意，但他个人的结局，在同时代报人里却是最为悲惨的。<br> 陈布雷本名陈训恩，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从乡谊来说，与蒋介石是‘小同乡”。蒋是十分看重这层关系的，他手下一班吃过报饭的官僚政客，有一大半都是浙江籍人士，陈布雷能够受到他的青睐并引为心腹，除了因为文思敏捷、做文章出手快外，所谓同乡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二人，一个出身无业游民，一个长在茶商家庭，同饮甬江水长大，后来一个去日本军官学校学武，一个在本省新式学堂习文，走的本来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主一仆，亦真亦幻，成了报人与执政者关系演变中可叹的案例，令人深思回味。<br> 陈布雷在一个典型的浙商小康之家长大，到他成人的时代，江浙一带正盛行出洋留学，但父老不允其远游，乃于慈溪县中学堂毕业后，投考了杭州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转入文哲法政科就读，这一科同学中，与他最相知的，有后来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南京政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等人，他们都喜欢阅读新潮书刊，尤醉心于《新民丛报》、《浙江潮》、《警世钟》等。浙高是一所新潮学校，国文之外，尤注重外国文及世界历史地理，对政治、经济、宪法等也多有涉及。陈布雷十五岁时即在宁波府试中考取第一名，作文出色是自不待言的，而他在这里打下的外文功底，却少有人提及。教英文的先生是曾在欧美留学的邵裴子，不久，学校又聘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Stanly K.Hornbeck授政治学、外交史等课程，由于陈布雷在中学时就对英文感兴趣，受浙高环境熏陶，到第二年就能够阅读原版文学名著了。可见，在那一时代，江南的高等学堂对于学生贯通中西文化的训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br> 1911年夏天，二十二岁的陈布雷从浙高毕业后，正式投身报界。他对报人这一职业发生兴趣，缘于在上海主持《天铎报》的堂兄陈屺怀。《天铎报》创刊于1910年3月，是同盟会的一个后援机关，创力、人为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出版一年有余，即让渡于粤人陈芷兰，主要编者李怀霜、戴天仇(季陶)等都是同盟会会员。这时反清排满运动在各地兴起，此报的言论也逐渐倾向激烈，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从家乡到杭州，途径上海，常在报馆借住，耳濡目染，对报人生活十分向往。他的处女作是在为“浙路拒款”问题与保皇派人物杨度辩论，致《天铎报》的一篇投书。当时清政府以将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向外人借款筑路，引起全国护路风潮，陈布雷的投书在报上发表后，受到编辑洪佛矢鼓励，邀他不断写稿。在此期间，戴天仇因结婚度假，还请他代主笔政月余，每天撰写短论两篇，颇令人注目。这更使他信心大增，在毕业后就去了上海，被《天铎报》聘为撰述记者，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三篇，月薪四十元。这时他的文章，常常署名“布雷”。关于“布雷”的由来，他还作过一番解释：<br> ……在《天铎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所知，八指头陀赠诗有“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陋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取)，因面包英文为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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