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坚持以理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树立了中国传统社会世人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楷模。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人眼中，曾国藩都是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儒，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理想的现实化身。在近代化思潮由大洋彼岸以拍岸惊涛之势在中土初起之时，他所起的作用是“振人心、保名教、护社稷”，正是从这方面考虑，所以对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时人因其中兴有功，且复兴儒学深孚朝野士人之心而不多加讨论。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为世人所刻意忽视的文化悲剧：为了一个被自己和同类视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可以毫不珍视他人的生命和生活。这一文化悲剧在我们中国后来的历史中还不断重演，“文革”中那种为了血腥的政治理想而不惜千万人的生命的理念似乎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今天我们谈论曾国藩，其意义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研究历史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凡对历史的所有兴趣都是由现实需要所引发的。曾国藩之所以在今天被人们如此青睐，背后隐藏的正是文革以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陷入一种空前危机所产生的现实需求。原因很简单，曾国藩正是以其当时被视为崇高的道德形象才得“文正”这一最高谥号（有清一代，只有两人得此谥号）。后人常将曾左并提，而其实这两人除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时表现一致之外，其余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如果说在面对西方列强力度一次比一次强大的挑战面前，曾国藩展示给世人的形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道德理想楷模形象，所卫护的是中国理学名教，那么李鸿章则是作为一个实干家和不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者，在中国近代史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开创了将流氓无产者引人中国政治生活的先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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