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洞人,足球,丽子酒吧
2009年11月19日。
北京飞往沈阳的CZ6104航班刚刚起飞。透过舷窗俯瞰灰蒙蒙的北京城，我努力寻找着熟悉的城市标志。当目光扫向城西方向时，我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两个地名：红山口、周口店。
前者是17年前中国足球职业化起步的地方，后者是50万年前北京猿人居住的场所。这两个地点，一个在北京城西北，一个在北京城西南。
忽然想到这两个地名，绝对与我满脑子的中国足球有关。胡思乱想中，眼前似乎浮现出一组画面：一群树叶遮体、长发披肩的山顶洞人，在激情四溢地抢着一个足球……
假如北京猿人搞足球，也会和我们今天一样差劲儿吗？
北京到沈阳一个小时的航程，足球几乎无处不在。王珀、尤可为、王鑫……这些人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当然还有窦文涛……
直到走出沈阳桃仙机场，在《锵锵三人行》录制现场，窦文涛和梁文道聆听足球黑幕后诧异的神态，让我想起来还忍俊不禁。
文涛探着头，眯缝着小眼睛：“会这样吗？果真如此啊？”
文道那副和年龄不相称的面孔似乎掠过一阵阵惊恐：“好可怕！这是大逆不道嘛！”
我赶上了中国足球的大逆不道，也算是福分。做了十多年记者，像狗一样跟在球员、教练或者足协官员的屁股后面，最终也没有把足球跟出名堂，这种悲哀已持续了多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足球已经腐烂到底儿。它和这个寒冷的冬天相遇，因为司法的介入，希望之火燃烧出热情。尽管机场外的温度达到零下20℃，我穿着单衣，却没觉得冷。
“你好，郝洪军吧？”这是我下飞机后接的第一个电话。
“刚从北京回来吧？我是你一个老朋友，前两天看了你在央视的节目……我没有恶意，你也别问我是谁，我只是想提醒你，足球的打假扫黑，你们当记者的，想说就说点大道理，别指名道姓的……这对你没好处！”
通话不到一分钟，他几乎没给我说话机会，电话就挂断了。我查看了一下号码，024—31688×××，是沈阳铁西区的。我拨了回去，却是公用电话。我问电话的主人，刚才打电话的人长什么模样，对方说，是个男的，随后不耐烦地挂了。
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又怎么知道我刚刚下飞机？我下意识地四处张望，没发现神色可疑的人。
这人到底是谁？
神秘的电话谈不上让我恐惧，但我非常好奇。我的老朋友？如果真是关心我，为什么不自报姓名，堂堂正正地打电话给我？我的猜测不会有错，这位老朋友指定是足球圈里的人，并且和眼下风头正劲的足坛打假扫黑有关。
我这次回沈阳，同行的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杨璐。
杨璐来沈阳，采访的对象是位于火炬大厦二楼的丽子酒吧。
一路上，我们谈的都是足球那些乱事儿。我接到这个神秘电话后，她没发现我神情的微妙变化，又重新捡起话题，围绕丽子酒吧聊了起来。
吕东的老婆丽子是日本人吗？他的酒吧是赌窝吗？那里常常去一些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吗？吕东和王珀认识吗？诸如此类，说实话，有些话题，我给不出确切答案。
我卡壳的时候，杨玉敏的电话及时打了过来：“洪军，你到了吧？我刚和王老板谈完，事情基本定了，晚上咱们聚聚。”
杨玉敏，人称“东北少帅”。他当年执鞭辽宁队，带领球队夺得十连冠的最后两个冠军。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圈里兄弟都喜欢叫他三哥。他赋闲在家五六年，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老板王进基慧眼识珠，聘请他出任沈阳东进队主教练。
王进基，沈阳实力派企业家。沈阳金德被拐卖到湖南长沙后，沈阳球迷怨声载道。作为铁杆儿球迷的王进基情急之下，主动找到沈阳市体育局，要求重新组建一支新沈足。于是，他和沈阳市足协秘书长范广会紧锣密鼓地筹划，组建了沈阳东进队。该队在2009年中甲联赛中一路高歌，最后踢了个中甲第三名。
当时，我曾和他开玩笑：“王总，你只要做一次裁判工作，得三分，今年不就冲超了吗？”
老王却不屑，说：“我们绝不玩儿歪门邪道。我的目标是五年后让东进队成为中国足坛一支强队，打基础是关键，第一年冲超成功不见得是好事！”
杨玉敏与王进基接触过几次，对这个老板的性格、为人、胆识很是认可，双方一拍即合。
“三哥，我们记者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你手机关机。待会儿他还会找你，让你谈谈出山后的感想，你对记者好好说说吧。”
“没问题！你也可以提醒你们记者，我最大感想是什么？是上帝眷顾我，保佑我！我这些年要是一直在一线当教练，这次说不定也被抓进去了。先不说这些了，你几点能进城？我正开车呢，我先找饭店，你张罗人，见面再聊吧！”
杨璐着急写稿，火急火燎地催我。我本想问问杨玉敏关于丽子酒吧的情况，比如，他为什么喜欢去这个酒吧？是否记得酒吧是哪年停业的？对自己的弟子吕东作何评价……可他在开车，我也就把话咽了下去。
关于这个酒吧，我努力回忆，却很难再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丽子酒吧，虽然我去过几次，可大部分回忆都是模糊的。比如，我们《辽沈晚报》的办公楼离火炬大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可在我的印象中，火炬大厦已经像五里河体育场、夏宫、大馆儿（辽宁省体育馆）这些沈阳标志性建筑一样，随着所谓城市改造的鞭炮声灰飞烟灭了，位于火炬大厦二楼的丽子酒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位于沈阳市政府北侧的火炬大厦没有完全扒掉，只是它周围的裙楼消失了，火炬大厦重新粉饰后换了名字。那个辽沈球员曾经频频出入的丽子酒吧，也被改成了写字间。吕东被捕，丽子也不知去向。
我不做随队记者已有些年头，泡吧也不像去厕所那样勤快了。
在我的印象里，最后一次去丽子酒吧，应该是四年前辽宁队门将刘健生结婚时。中午吃喝完毕，黄昏时分，刘健生又拉着大家到丽子酒吧畅饮……
依稀记得，那天晚上昏暗的灯光里，除了新郎刘健生，还有唐尧东、董礼强、吕东、程强、傅博等老少兄弟。当然，这里的常客中，有许多人的名字曾一度响彻中国足坛——尤可为、王鑫、陈波、姜峰、高峰、孙贤禄、张玉宁、曲圣卿、曲乐恒……
丽子酒吧，一度是辽沈足球的“第二赛场”。在这里，可以踩着啤酒箱子狂饮，比比谁的酒量大；也可以端坐在昏暗的灯光里促膝长谈，比比谁对谁的感情深。喜欢亲近球员的老板，拎着洋酒瓶子窜来窜去，比比谁的腰包鼓……对酒当歌也好，纸醉金迷也罢，丽子酒吧成了辽沈足坛的奇特风景。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个人，那就是酒吧的老板吕东。
所以，在北京飞往沈阳的飞机上，我就提醒《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杨璐：“你要把握一点，这次足坛打假扫黑，辽宁是重灾区，许多辽宁籍足球人都涉案。你以丽子酒吧为视角写稿，角度很好；只是要记住，丽子酒吧不是魔窟、不是淫窝……吕东也不是地痞流氓，他曾经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好人……”
第一章 中国司法与中国足坛的亲密接触
足坛打黑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2009年11月3日深夜11点。我在新浪博客上发了一个帖子，披露了“司法介入中国足坛打黑”的消息。因为是此类消息的首发，若不出意外，首发后的第二天，“十运会”后暂时沉寂的体坛，注定要喧闹起来。
中国足球的历史需要机会，这个机会的创造者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随着草坪上那些害虫的纷纷落网，2009年年末这场声势浩大的足坛打黑风暴扑面而来。
站立在风暴中，我以这篇博文来承载我的兴奋：
足坛打黑出重拳，数十人正接受警方调查
有些事很幽默，这份幽默更似天意！一直自称不怎么打假球的北京国安，拼争了16年，得个冠军。弹冠相庆之际,许多打假球的俱乐部总经理、球员们先后被警方调查，并有接二连三落网之势。这让我想起在全运会闭幕式那天晚上，在济南街头喝酒时，一个哥们儿问我：“知道吗？ＸＸ因赌球被抓了？”
我说：“不会吧！现在谈赌球，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谈卖淫嫖娼，它都快成人人可以炫耀的职业了，怎么还会被抓呢？”
回到沈阳，类似消息不断传来。重庆、广州、南京等地的兄弟们纷纷询问此事真伪。
经过打探，理想真的成了现实！
北方某地警方10月中旬南下广东，某俱乐部总经理、副总等相关六人被带走，北上协助调查。同时，许多曾混迹足坛的球员、教练等神秘失踪。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几个辽宁籍资深足球人成为被警方重点关照的对象……而青岛、深圳、陕西等地，一些足球人也有被控制的迹象。
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慨叹天意，因为此次足坛打黑有深厚的背景。不久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对足球给予高度重视。足球有广泛影响，但它的发展，与百姓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什么原因？
中国足球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赌球等操纵比赛之违法行为，已成为滞缓中国足球发展的毒瘤！中国足球要天亮，天亮前必须彻底扫黑！
中国足坛扫黑不是一次两次，但大多流于形式，从未涉及到赌球的实质人员，以至当年一个龚建平成为替罪羊。这是一只羊，还是一群羊?是强悍的领头羊,还是被弄来凑数的老弱病残?这些都值得探究。
希望在一夜间就会变成绝望。
三年前，当我接到来自上海的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时，也曾想借此机会刮起一阵扫黑旋风，但最后呢？我们搜集到的所有证据都没人重视，更谈不上根据举报立案侦查了。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此次扫黑不仅是打击网络赌博。网络赌博即使赌资上亿，也就是个赌博罪。
打击的重点是什么，应该是线下那些操纵当年甲A甲B，以及中超中甲的行为。这些人有俱乐部总经理、有教练、有球员、有裁判，当然也有官员、甚至还有演艺界人士及官宦子弟……
可以想象，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要把这些人抓起来，据不完全猜测，一二百人也打不住。这会是什么局面？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马来西亚，赌球成风，警方重拳出击，二百多人被抓，导致大马联赛不得不休克一年，但换来的是大马足球一度的新生。
中国足球衰到极点了，真该出手了。据了解,本次警方行动规模之大,决心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超出人们的想象。
怎么办？
只能期待警方疏而不漏，也感谢警方为世界第一运动所要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我们真诚期待——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
11月3日晚10时许，我那消失多年的新闻敏感神经异常兴奋。
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辽宁警方从广州抓走广州足协官员、前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兼领队杨旭等人；同时，我还了解到，辽籍的尤可为、丁哲等人，也早已被辽宁警方控制……
作为一个成熟的新闻人，对有价值的传闻，求证的过程是最重要的。我知道，《辽沈晚报》作为一个地方媒体，受客观条件制约，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跟进理念与南方媒体相比，至少落后二十年。
所以，我对当天的值班编辑刘志向说：“你赶快和南方，尤其是广州的兄弟们核实，确认广药的人是否被带到沈阳。多找些人问问。”
刘志向经验丰富，是个老新闻人。他说：“郝老师，广州那边有人知道这件事儿，但当地市级媒体严令不让发，不过《南方都市报》不排除明天见报……”
我也随后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前辽足俱乐部老总毛治中。
我问他：“毛总，你在北京吧？足球出大事儿了，你知道吗？”
他问：“啥事儿？”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说了一遍，其中提到了尤可为的名字。
他吃惊地说：“不会吧？可为前几天还跟我通话！怎么会呢？”
“前几天，具体是哪天你记得吗？”
“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记得是北京国安打比赛那天。”
“你们通话都说啥了？没听出他情绪上有啥变化吧？”
“我朋友不是在搞各种邮票和纪念册嘛，尤可为找我，他说要给河南队出纪念邮票。河南不是冲上中超了嘛，当地政府很重视，要搞些庆祝活动……可为当时和我通话很平静，没什么不正常的，不像出了啥事啊！”
我相信毛治中说的是真话，但他和尤可为通话毕竟是10月下旬的事儿。在赛场上，三两分钟就能搞定一场比赛的输赢，七八天时间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决不是什么难事儿。
“毛总，你这两天不妨再给他打个电话，打不通的话，这事儿就可能是真的了。”
老毛很是感叹，说：“足球啊，也该出事儿了！都折腾这么多年了，再不出事儿天理难容！”
十多年前，他在海南做房地产生意。忽然有一天，他的兄弟——时任辽宁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曹国俊把他喊回了北京。
曹国俊让毛治中陪他去趟沈阳。老毛开着车到首都机场，俩人登上飞往沈阳的航班。
老毛没想到的是，一落地，曹国俊就宣布，任命老毛出任辽足总经理，接替当时狼狈的张桐坡。
老毛挠头了：“我一点也不懂足球啊！”
老曹说：“足球就是个玩嘛，不需要懂。”
可怜老毛那辆车，它本以为自己的主人到沈阳玩几天就能回来。没想到，孤苦伶仃地在首都机场停了两个月，直到主人回北京公干，它才被开回家。
如今，老毛那辆车早已退休了，他开着新坐骑逍遥地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他应该庆幸自己离开了这个圈子，离开这个圈子，也就是离开是非，离开了某一天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的命运。
究竟是哪些人被带走了，还需要继续求证。
我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大学同学于力。他是新华社辽宁分社的资深记者，早年跑过体育，写过许多重磅稿件。近年来，他致力于时政报道，体育也是他分管的领域。因为工作关系加上他的社会关系，于力和辽宁省公安厅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因此，我特意打电话跟他求证。
我问他：“你知道吗？足球出事儿了，听说省公安厅抓了一批人。”
他吃惊地问：“真的假的？”
“我要知道真假就不向你求证了，你赶快问一下，这消息准确不？”
在我挂断电话后，于力当即就安排记者李铮全力跟踪此事。二人密切配合，挖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在11月中旬，全国媒体正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各种传闻中自由飞翔时，李铮赶往北京，与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起采访了公安部负责足坛打假案件的负责人。
遗憾的是，11月25日，央视在当天晚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两档节目里，借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之口，把王珀、尤可为等人的赌球内幕报道了出来。新华社七篇系列报道虽也刊发出来，随后却被意外撤稿，为此史留下了最遗憾的一笔。
从我们通过电话的第二天开始，于力的手机就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我再也没有联系上他。在这次打假扫黑中，新华社这一怪举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随后章节，慢慢叙述……
警方眼中的第一只兔子
2009年11月3日，夜晚近11点，报社值班编辑刘志向经多方求证，确认广药队一批人员被辽宁警方带走。其中，最先被带走的是杨旭，带走的过程也很值得玩味。
在处理杨旭一事上，辽宁警方在广州的行踪十分隐秘。
杨旭，广州市足协正处级官员，前广药队领队。通过特殊渠道，辽宁警方找到了一个与杨旭关系密切的建筑商。
10月19日，警方在这名建筑商的带领下，来到越秀山综合楼，也就是广州市足协的办公地点，守株待兔。当杨旭出现在办公室时，辽宁警方也跟着出现了。得知对方的身份后，杨旭随专案组成员下了楼。
当时，杨旭打电话向足协领导请了两天假。随后，辽宁警方带杨旭来到他家楼下，杨旭打电话让家人为他送下来两件厚衣服，并告诉家人，他要与中国足协的人上北京开会。
两天后，家人没接到杨旭任何电话，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便到广州市足协询问。
广州市足协对杨旭的行踪一无所知，于是到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经过调查，得知杨旭、钟国健、那名建筑商以及辽宁警方三名成员，已于10月19日下午，登上广州飞往沈阳的航班。
10月23日，辽宁警方试图让广药俱乐部财务总监协助调查。当警方到了总监所住的小区门口时，该财务总监怀疑辽宁警方的身份，让保安拦住了他们。直到社区民警出面、辽宁警方表明正式身份后，调查才得以继续。
新闻材料已基本掌握，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报社第二天报不报？如何报？
此时距午夜12点仅剩半小时。离报纸付印时间越来越近，我马上给总编彭宁打电话。他的态度很明确，一是报，二是把握好分寸。
我让编辑刘放开始倒版，撤下体育版一个头题，先开着天窗，然后让刘志向马上写稿。对稿子的要求我让他把握两点：首先，稿件以陈述广药俱乐部相关人员被警方带走为视角，不加任何观点，字数不需多，五六百字即可；其次，稿件中不提辽宁警方字样，但可强调辽籍足球人也接受调查。
随后，我决定在博客上发消息。这样做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这个时间点，沈阳媒体几乎都截稿了，他们不会知道此事；二是，我博客上的消息会被南方一些媒体选用，这样会减轻第二天《辽沈晚报》全国独家刊发可能带来的压力。
忙碌的间隙，我在MSN上碰到黄健翔。
“健翔，知道这次真出事儿了吗？”
“没听说有啥事啊？”
我简要给他讲了一下。
他问我：“这事看起来真是不小，但走向如何？还不能盲目乐观。”
“我们这些记者呼喊多少年司法介入，这次司法是主动介入了，还是值得期待的。”
“如果这种介入真有深厚的背景，我们这些球迷也没白盼这么多年了。”
我把我的博文贴给他，他看完后说：“结尾那句很好玩儿，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很幽默的一件事儿。他们真想拯救中国足球，那就等着看好戏吧。”
“你们报纸明天报吗？”他问了句。
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把警方介入足坛赌球的事实披露出来，这就是11月4日我们报纸的胜利。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出来，全国媒体在跟进过程中就会填充消失的相关新闻元素，我们再随后跟进，这至少不会让辽宁方面感到不舒服。
“把握好分寸，可别弄出假新闻来！否则你们老总又要找你了……”
他说这话有点儿背景。
央视记者陆幽的“涉黄”官司出来后，因为我们报纸一直跟踪报道，有一天陆幽竟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总编那里，大意是，《辽沈晚报》的报道有明显的倾向性，有些报道有假新闻的嫌疑。
老总很郑重地找我询问此事，我把所有报道找出来给他看。他看过后说：“还是很客观的嘛，你们自己把握好吧，我不想再接到这样的电话了。”
吕东曾经单纯
在被警方控制的诸多嫌犯中，吕东是最早进去的。
最初了解到足球出事儿是在济南全运会期间。
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忙完稿，我们来到济南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回民小区。
几瓶酒喝下去，大连的一个哥们儿问我：“吕东是不是出事儿了？”
“早在三四月时就听说吕东出事儿了，他在大连参与赌球出的事儿……这不是啥新闻。”
大连哥们儿又说：“还有个猛料，听说G日前也因为赌球被警察抓起来了！G是沈阳一个资深媒体人，也是足球专家。可凭我多年和G的接触，感觉这兄弟除了写稿，另一个最大爱好就是喝酒，可从没有察觉他有任何赌球的苗头。”
听大连朋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我抄起电话拨G的手机。奇怪，竟然关机。
G一般都昼夜开机，电话打不通，难道真被抓起来了？G关机虽奇怪，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会赌球。记者圈里，赌球的人很多。有的是小赌怡情，世界杯或欧洲杯，也包括国内联赛，小则几百，多则几千，许多记者玩得也算尽兴。这个圈子里也有大赌，那就是当庄家。北京有几个这样的记者“老庄”，他们利用手里掌握的资源，套信息，然后开盘，也不排除通过收买关系较好的球员，做几场比赛。
济南的回民小区很有特色，不宽敞的小巷子里张灯结彩，每家店铺把桌子都摆在外面，各类烧烤散发着香味儿，消夜者端着酒杯吆五喝六，几乎都涨红着脸打发着时光。
将近午夜11点，突然接到社里记者姚国繁从“十运会”媒体村打来的电话。
“郝老师，刚得到一个消息，今天南勇正看足球比赛时，接到北京一个电话，是公安部打来的，说足球出事儿了，让他马上回北京……”
“出什么事儿知道不？赶快打听一下！”
“我打听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发稿不？”
直觉告诉我，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为什么这个晚上有这么多足球出事的消息？是巧合还是冥冥中有种特殊的力量，让足球不得不出事？是吕东的事旧事重提，还是哪个有影响的赌徒落入法网？
10月中旬的济南街头，我和身边的朋友绝对都没想到，南勇离开济南之时，辽宁警方刚从广药带走杨旭。
从济南回到沈阳，没歇上几天，11月3日晚，果然出事儿了。
4日凌晨两点多钟，我下班回家后难以入睡，正在电脑上浏览新闻时，李大眼的电话来了。“大眼”是李承鹏的绰号。
“真的吗？”他问。
“不可能是假的！”我说。
李大眼两个月前猫在重庆开始写他的《寻人启事》第二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长时间没写球评了，没啥子激情！可真出事儿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洪军，你说我们当了十多年记者，也算是球迷，整天兢兢业业、骂骂咧咧的，但我们没做啥子坏事，这事儿我们赶上了，真打倒一大批，先别说为中国足球，对我们这样的记者也算是个安慰，对不对？”
大眼有半夜打电话的习惯，并且一打就激情四溢。记得有一次他批判足坛名记马德兴，半夜把博文贴出来后，得知我在喝酒，便在电话里朗诵他文章里的精彩段落。这是大眼的风格，他的才情与骨子里渗透出的超前战斗性，让他独一无二地行走在中国足球的风口浪尖上。
他说：“我准备为打假扫黑写篇博文，哪个角度好呢？”
我说：“有一点很明确，这是司法主动介入，足协是被动勉强不情愿地接受这一现实……”
李承鹏说：“太对了！这次打假扫黑，足协决不能介入，他们一介入就坏菜了！这是好角度，我就这样写！”
李承鹏接下来谈到了吕东。
大眼问：“你和吕东熟悉不？听说他是辽沈足坛第一个被抓进去的？我一哥们儿要给南方一家杂志写个深度报道，不太了解吕东的情况，我让他找你聊聊吧。”
我和吕东接触多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兄弟。我一直认为，吕东并不是品质极坏的人。他的那个丽子酒吧，也决不是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污秽不堪。因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杨璐随我从北京来沈阳寻访丽子酒吧，我不能不这样提醒她。
吕东是大连人，曾是辽足名将。1982年他与程强等人一起入选辽宁少年队，之后成为辽宁队的球员。辽足十连冠期间，吕东在初期还在二线队，后来的几年他赶上了辽足最后的辉煌。1995年，吕东也经历了辽宁队降级的痛苦。此后，他从辽足转会到沈阳队，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球员时，吕东人缘很好，辽宁队的队友都叫他“老八”，不少小队员都称呼他为“八哥”。他的妻子丽子是日籍华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人在火炬大厦二楼开了丽子酒吧。
当时，沈阳的酒吧一条街在辽宁省体育馆西面。入夜，那里灯红酒绿，人头攒动。丽子酒吧敢开在市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里面，说明吕东和丽子是很有胆识的。他们给酒吧定位明确——针对足球圈儿里人，即球员、教练以及和足球相关的一些老板们。
我记得那年刘健生的婚礼结束后，在丽子酒吧，数十名圈里人喝了个天昏地暗。那时酒吧只是个环型大厅，桌子随墙摆放，厅的西侧有个小舞台，可以唱卡拉OK。
丽子酒吧南侧有个房间，里面摆着一个类似老虎机的东西，谁想赌一把，可以买币去玩。
听朋友讲到一个细节：
有一次，辽宁队队员于飞喝得迷迷糊糊，玩了好长时间也没停下来。吕东发现后，走到于飞身边给了他一巴掌，骂道：“你他妈的还玩啊？输多少了不知道吗？快走，快走……”
这就是当年的吕东。那时，谁会想到，十多年后，这个辽沈足坛的名将会成为阶下囚？
第二章?异域涉赌的特殊群体
新加坡联赛里的中国赌客
因为我们报纸11月4日刊载了“足坛数十人接受警方调查” 的消息，辽宁省公安厅四位同志4日上午来到报社。体育部采编人员下夜班太晚，上午尚处在睡眠状态，报社领导便派新闻部负责跑公安战线的主任接待了他们。
公安厅的几位同志还算客气，他们来，只是询问一下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料想到他们会找到报社，前一天下夜班时，特意向值班领导交代，如果省里有关方面找我们询问消息源，我们要口径一致——消息是从广州媒体那里得到的。
公安厅的同志们走了，国内许多媒体兄弟们都盯上了辽宁省公安厅。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直接办案，这让国内许多媒体每天不厌其烦地联系我们。
“有啥最新消息吗？”
“李应发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了？”
“戚务生也协助调查了吗？能核实一下吗？”
……
两三天内，足坛不断有人被媒体冠以“协助调查”的荣誉称号，而“被调查者”辟谣的速度也很神速。
戚务生，国内知名教练。他卷入这场风暴，让很多人大为不解。
早在2006年1月，戚务生被聘为广药队主帅。那时的大戚被当成了广州足球的救星。是年年初，日之泉（广州队先后更名为太阳神、广州吉利、广州香雪、广州日之泉、广州广药）宣布退出广州职业足球，广药集团仓促上阵。他们入主后就有大手笔，聘请戚务生出山，以求当年实现冲超。遗憾的是，广药最后与中超失之交臂，大戚选择离开广药。
大戚既然和广药发生过关系，广药出事儿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他们是否有“私生子”。
面对媒体披露“戚务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大戚向记者断然否认：“我最近一直在家陪小孙女，有时间还打打高尔夫，也去鸟巢看过舒马赫的比赛，从来没人找我，要求我协助调查。”
李应发，曾率领辽宁足球队连获十届全国比赛冠军，可谓辽足功勋中的功勋。他儿子李雪柏也在辽宁队踢过球，后来跟着王鑫去了新加坡。因为王鑫在新加坡涉嫌赌球，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李雪柏自然也成了被怀疑对象。
我打电话给李应发，电话里，能感觉出他那深深的无奈。
“洪军啊，我最近接到的全是询问儿子的电话，‘被调查’的说法纯粹是胡说，我儿子从新加坡回来之后，半年前为公安机关作过一次证，当时警方调查王鑫的事，雪柏那次作完证后，也就远离足球了，做点儿和足球无关的事儿。”
在新加坡事发后，王鑫逃之夭夭，李雪柏被判入狱。
面对这一事实，李应发解释说：“有这事儿，雪柏当时打假球，全是王鑫指使的，不打就威胁那帮孩子。王鑫出事后跑了，球员们却被判入狱，这到哪里去讲理？”
足坛打假风暴，李应发觉得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儿。
“我在足球圈里几十年了，曾经也有人找过我，大意是让我配合他们做球，承诺给我多少钱，我很干脆地拒绝了。我喜欢的职业决不能被玷污！谁不信可以去查，不论在辽宁队，还是大连队，还有后来到青岛、哈尔滨，我的球队都是干净的！”
在中国足坛，敢说自己干净的人不会太多。在一线队当球员或教练，出淤泥而不染，这是品质与意志力的合力使然；而像李应发这样敢称干净的人，也不排除他们脱离一线队是一种幸运，就像杨玉敏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的眷顾……
新加坡赌球案终审，是在2008年4月中旬。
那时，中国正全力以赴忙着奥运火炬传递工作，中间还伴随着其他一些事情的扰攘，这桩赌球案便有意无意地被淡化了。
辽宁广原均由清一色的中国球员组成，该队在2007年首次加入新加坡联赛。比赛中，前锋赵志鹏和其他六名球员接受了俱乐部总经理王鑫的贿赂，在新加坡联赛的三场比赛中故意输球。
当时的宣判结果是：辽宁广原球会球员赵志鹏获刑五个月，辽宁广原另外六名球员（李雪柏、王林、董雷、李铮、彭志毅和佟迪），除了其中一名最年轻的球员被判入狱四个月外，其余五人均被判入狱五个月。
记得在2007年年初，原辽足十连冠功勋球员、辽宁队助理教练董礼强被调整下来。他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很苦闷，想出来坐坐。当时，我们在沈阳高登酒店咖啡厅见面。
谈到自己的前途，小董说：“我想去新加坡，他们也找我，让我去……”
找董礼强的是范广铭，沈阳人，曾供职中国足协。他也是2009年3月发生的足坛打假扫黑风暴中，第一个被卷进来的“前足协官员”。
东南亚赌球一直很猖獗，我多少了解一点儿。便对董礼强说：“我觉得去那里就是混，弄不好还会陷进去，你不如在国内寻找发展机会。”
他感到茫然：“我在辽宁队被踢出来了，还能去哪儿？”
“不妨等等，看看小唐（唐尧东）去哪里，到时候他能不管你吗？”
当年的辽宁队，成绩踢不出来，关系却很复杂。
唐尧东下课后，与他关系密切的董礼强自然在劫难逃，剩下的李争、傅博、于明等人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这是令人辛酸的现实，这些人都是辽宁队十连冠时的功臣，但他们时下却成为这个管理混乱的球队踢来踢去的皮球。
打假扫黑风暴再次把新加坡赌球案推到公众视线里。
随着王鑫等人的落网，我不时琢磨，假如两年前董礼强真的去了新加坡，他是否能禁得住赌球的诱惑？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命题，作为董礼强的兄弟，我感谢唐尧东。他后来把董礼强带到了河南。当河南队在2009年完成冲超的使命后，董礼强也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自己职业教练的理想。
生存线下的涉赌球员
因警方不透露任何消息，全国媒体进入了打假扫黑的科幻时代，媒体只能靠想象力来推理足坛假、赌、黑的故事情节了。
11月5日，我在博文中如此概括当时的舆情：
各种真假消息每天铺天盖地，张三又被抓了，李四又被传讯了，王二麻子畏罪潜逃了……据悉，连著名教练戚务生都接受调查了。然后是推理，那个大校进去了，ＳＸ足球还不连窝儿端啊？Ｙ已被抓了，Ｇ还有心情带队西征吗？看来，中国足球的《后天》开始上演！
在做《锵锵三人行》的节目时，窦文涛津津有味地朗诵了这段文字，他说：“我们的警察叔叔也真坐得住，出来讲两句啊？他们不说话，多少人睡不好觉！”
当时的足坛的确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截至11月10日，蹲守沈阳的国内各家媒体记者多达二十多人。
记者集体茫然，不知到哪里去抓新闻。既然鲜活的新闻抓不到，许多人也只能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把多年来联赛赛场上的疑似假球拎出来，寻找蛛丝马迹，分析推理，然后以解版面之急。
蹲守沈阳如同守株待兔。
早在11月4日，我就告诉刘志向：“赶快办签证，以最快速度去新加坡，到现场还原一下当年王鑫导演的那桩赌球案……”
刘志向办签证期间，我们的女记者顾珍妮也被派到杭州，去采访原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
七年前，陈培德对足坛假、赌、黑忍无可忍，与浙江队老板宋卫平联手把黑哨龚建平送进了监狱。
此时，央视新闻中心记者宋京飞打来电话：“郝老师，我想找你聊聊。”
于是在QQ上，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从王鑫开始了。
在辽沈足坛，许多人认为王鑫一直是有“前科”的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辽足二队因故解散，王鑫去了北京部队足球队。1991年，他转投沈阳东北六药队。我们的记者张松走访了许多圈儿里人，掌握了大量有效信息，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只表达一个意思：王鑫出事，是必然的，不过是迟早的事儿。每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罪犯，王鑫亦然。
我和宋京飞也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像王鑫、尤可为这样的人，他们实际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一个中国足球职业化催生的失去经济保障的群体。记者张松那两天经过走访调查，写了一篇关于退役球员生存状况的稿子，内容翔实，在打假扫黑风暴喧嚣的舆情里是一篇视角独特的稿子。
退役球员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球员和演员一样，都是吃青春饭的，不是所有球员都能成为球星。踢了几年球，又没赚到钱，本来没上几天学，做大生意可能缺少智慧，摆摊儿又不情愿，怎么办？把自己的爱好和生存结合起来，赌球不失为一条出路。
近几年，数十名老沈足退役球员为自身的养老保险、人事编制问题四处奔走求助，甚至要上诉。在这个群体中，包括因赌球而被刑事拘留的尤可为。
早在1992年，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对退役运动员的工作问题予以妥善安置，当时，一批老沈足球员纷纷退役，他们对这个文件的出台并不知情。到了2004年，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规定对尚未解决后顾之忧的退役运动员，在资金上给予一次性补偿，这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两大块。
按常规，若由单位为员工办保险，员工首先要拥有所在单位的正式编制。包括尤可为在内的一大批沈足老将最后发现，自己为沈阳足球效力半生，没想到退役后自己的“编制”却没了！
老沈阳队当年将球员的人事关系落在“五里河体育场”。在尤可为等球员的人事档案上，白纸黑字写着“全民固定工人编制”，另外还有可以“转干”的补充说明。由于不知情，有关方面当时也未及时告知退役球员，这批沈足老将退役后就“自谋生路”了。后来，他们的档案被转到人才中心，个别退役球员的档案甚至由自己保管，这完全不符合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
由于国内足坛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这批退役球员平均年龄已过四十岁，拖家带口，生活负担渐重，像尤可为这样能在圈内立足的尚属少数。
最初，零星退役球员找相关部门交涉，希望给安置工作、办理保险。后来，境况类似的十多名球员集体上访。
“1992年，国家出台退役运动员安置保障文件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根本看不到文件，那些负责人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现在不给我们安排工作也可以，但养老保险得给我们办啊！为什么未经我们同意，就把我们的档案转到人才中心，我们的编制哪儿去了？”尤可为曾这样据理力争。
由于时间久远，这批球员的原所在单位、当时的负责人均有很大变动。原五里河体育场被拆后，如今迁至沈阳浑河南岸，改名为“奥体中心”，并委托一公司代办对外业务。过去的五里河体育场场长与市足协领导均已退休，继任领导谁肯为历史埋单？
14年前，曾创造十连冠辉煌的辽宁队在这里降组。
8年前，中国足球在这里摆脱了阳痿44年的命运，冲进了世界杯；几年后，五里河体育场在城市改造中却被无情摧毁。
体育场广场上，那座由沈阳球迷协会会长孙长龙耗资近两百万修建的V型纪念碑，至今仍被遗弃在北郊一所废弃的仓库里。
五里河是一条悲伤的河，谁又曾想到因为这个体育场的拆迁，老沈足一批球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终日为自身权益奔走呼号？
小偷因为饥饿偷盗，但饥饿不可能成为宽恕小偷的理由。
犯罪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自我毁灭。
对尤可为这个老沈足的球员也一样，即使有一千个犯罪的理由，过多地寄予其同情，甚至理解，都是对邪恶的纵容。
黄健翔“坦白从宽”
谁也不能否认，2009年11月上旬，有一个词像当初的周老虎、躲猫猫、俯卧撑一样迅速蹿红，这个词就是“协助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各家媒体上，到处是被警方带走 “协助调查”的人。不到半年，享受这一荣誉称号的人，已经突破50位。
我正在开车，黄健翔的电话打了进来：“老郝？这两天没啥危险吧？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已经被协助调查了……”
“你不会被带到沈阳了吧？”我开着玩笑。
“估计快了。上海有记者已经拐弯抹角地暗示读者，我已经被调查了。你可以让辽宁警方正式召开个发布会，公布一下案情，把我正式公布给全体球迷朋友吧！”
回到报社，在MSN上遇到好友贾志刚。
他问我：“老大，你怎么上线了？听说你在打黑过程中推波助澜，给社会添乱，被警方盯上了，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了？”
“我刚被放出来，这不上线来找你嘛，警察让我通知你，自己买好机票，买件好西服，扎上领带，主动来沈阳协助调查。”
老贾两年前就不怎么玩儿球评了，他躲在自己的书房开始写武侠小说。我记得他曾把一部四十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发给我看，累得我眼花缭乱。后来，他的一部武侠小说在台湾获奖后，他迅速转型，开始创作《这才是春秋》，一炮走红。老贾停不下来了，一直埋头搞《这才是春秋》系列篇。
我们聊起了“协助调查”，老贾兴奋起来：“你赶快给我走走后门，把我弄沈阳去协助调查吧！我快累早泄了，每天让我写一篇打黑评论，找角度比找拉登还难，我还不如去当王珀，有吃有喝的，除了交代点儿罪行，啥事儿也不用做。”
我哭笑不得——打假打得球员、教练人人自危，整得摇旗呐喊的老记们也身心疲惫。这场战斗如果是110米栏，聪明的老记应该做“佯称有伤”的刘翔，退出去，哪怕挨骂，也能落得个清闲；如果这场战斗是马拉松，老记们累死百八十次也评不上革命先烈。
该死的协助调查，已经调查出幽默来了。回过头来看黄健翔的博文，我有点儿想笑。
今天有媒体在报道足坛扫黑反赌的新闻里，拐着弯儿地把我联系上。用心良苦，我深表感谢。其实我跟他们一样，也巴不得有关方面来找我协助调查，因为我自认有资格提供协助。我可以说一说这些年来我印象最深的几场问题球，有国家队的有地方队的，怀疑对象从教练到队员都有。我记性好，说服力强。可惜没人请我。
我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专业分析和怀疑，有关部门再去调查取证。我没有能力当私人侦探，当个鉴别“问题球”的人还是可以的。《体育法》规定：对于“假球”的界定“靠行业经验判断”，我敢凭着从业十几年的“行业经验”，对某些场次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官办的“联赛纪律委员会”从来也没“判断”出过一场假球相比较，敬业得多。余下的事情应该是司法的事，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有人建议我在微博列举我怀疑的假球，这个、这个、这个，有点儿多，写不下。涉及的人也很多，哪怕是只谈国家队的，也够说一阵子的了。比如：去年（2008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形势大好时，主场输给某西亚队的比赛，我怀疑是外籍主教练恶意出卖了中国足球，伤害了中国球迷；比如，某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客场，明明能赢的，却搞成险平，还弄得自己很英明神武。
宋缺德不是早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就说过我赌球了吗！而且我很牛B地操纵了意大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连国际足联也配合我安排了裁判在他们与澳大利亚队比赛的最后时刻，判吹一个点球给我操纵的球队，还保护他们一路夺冠。甚至还可以说齐达内也是我安排的卧底，看决赛里意大利人打不过法国队了，就头顶马特拉齐把自己罚下场不踢了，从而让多一个人的意大利可以坚持到点球决战并获胜。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哦，我还突然想起来，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解说的第一场意大利队的比赛他们2∶0轻取加纳。当时的国家队主帅朱广沪做我的解说嘉宾，赛后跟我大夸意大利强劲，还说：“冠军不出意大利和阿根廷两队”看来他也背后帮忙操纵意大利夺冠来着。
现在有人又拿这个来说事儿，千万不要再诬陷说是我自己炒作自己。这叫猪八戒倒打一耙。栽赃陷害完了，还说别人自己炒作。我倒是真的希望有关部门找我协助调查，听听我的意见呢。我看，这次扫黑反赌，也得查查在中国足球混迹的那些外国人，至少我就怀疑。当然，自己人更要严查严办。
要说这足球圈的从业人员操纵比赛、控制赌局非法获利的套路，可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呢，怎么可以不查查他们呢?中国足球近年来那些莫名其妙输掉的比赛，就都盖棺定论了吗？有的比赛我可是提前一天公开断言了失败的，竟然还是失败了。连我一个“门外汉”都看出来有人要做鬼卖球了，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当时干吗去了？就让中国足球惨败成那个样子,被全国人民当成丑角？
如果协助调查的人像病毒一样蔓延扩散，后果只能有两个：一是伤及无辜，二是干扰警方正常办案。
显然，从司法程序上说，协助调查、传讯、收审、关押等，其性质截然不同。如果啥事儿没有的人被“调查”了，或者把“协助调查”的人统统称为“抓起来”了，显然对当事人构成了伤害。
至于干扰警方办案，原因也很简单，媒体疯狂猜测，能吓唬一大批人，也可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可报道太随意，注定打草惊蛇！这注定会给警方办案带来负面影响。
我和全国球迷一样奇怪，作为风口浪尖上的警察叔叔们，为什么不尽快召开新闻发布会，酌情把自己所办理的案件向社会公布，以正视听？这样做除了遏制假新闻的蔓延，也维护了老百姓的知情权。事实证明，足坛打黑已成为像山西矿难一样的重大公共事件，此类事件中信息的透明度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理论上说是成正比的！
第三章 央视追踪的涉赌线索
新闻直播间的又一篇报道
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在这场打假扫黑风暴中，央视与新华社相比，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自2009年11月4日媒体披露辽宁警方控制王珀等赌徒的消息后，央视新闻中心记者宋飞京一行就飞往沈阳，直到11月25日官方正式在中央电视台公布打假扫黑消息，在这二十多天里，央视对这场风暴的追踪报道让百姓看得很解渴。
继14日央视午间新闻报道之后，16日下午1时，央视《新闻直播间》节目再次对足坛反赌进行了报道。新浪网摘编的新闻如下：
“这一次，央视记者来到了这次反赌核心地带之一的辽宁沈阳，采访的对象正是在反赌风暴中走在前沿的《辽沈晚报》体育资深记者郝洪军。”
郝洪军介绍了《辽沈晚报》在2006年一篇题为《神秘人踢爆赌球黑幕》的揭露中国足球赌球内幕的独家报道，“我们当时调出的交易记录将近三米长，查了一下，最大的接近百万元，五六十万元的非常常见。”郝洪军说，“我们的爆料人说：‘上海这位球员，我亲手送给他二十万元，我就为了我们能赢球。’”
“以2006年为例，中甲是最黑暗的，几乎所有的球……(都是假球)。比如说，南方某队冲甲，他们十多场球都是假的，全是交易，直接参与交易的就是我们那位举报人，他把所有证据都拿出来了。”
央视记者问：“哪个球队你知道吗？”
郝洪军直言：“就是厦门，(媒体)都披露出来了。”
据介绍，《辽沈晚报》把当时所获得的证据都交给了中国足协，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今，当年的举报人已经杳无音信。郝洪军本人表示，当时调查结果见报后，他接到过恐吓电话。
“我接过电话，因为在三年前，我在直接指挥我们记者报道。他们说，‘你们报得很好。’他们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说的，‘你们要注意了，你小心点儿，郝洪军我认识你。’”
《新闻直播间》节目介绍，现在国内赌博集团的真正庄家是在澳门或境外，同时他们在国内都有代理人，也就是小庄家。小庄家直接联系球员或教练，从而达到控制比赛的目的。由于赌球牵扯到的人太多，赛场内外关系复杂，光靠足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机关的介入才是解决之道。
郝洪军说：“多年来，很多人都在期待司法主动介入，这次司法真的是主动介入了。所以我想，挽救中国足球的可能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
中央电视台也在节目中提到了意甲“电话门”假球事件。2006年，就在意大利国家队备战当年世界杯时，《米兰体育报》披露了意甲尤文图斯队总经理莫吉和意大利裁判之间的谈话内容。内容显示，尤文图斯通过裁判员控制比赛结果，报道震惊了意大利足坛。通过罗马警方几个月的调查和一审、二审的判决，尤文图斯俱乐部被剥夺04-05赛季和05-06赛季的联赛冠军头衔，同时还包括扣除联赛积分、罚款、停赛等处罚。
对于意大利联赛的假球事件，意甲资深记者董希源分析称：“自从这件事之后，球员对涉赌的事情越来越慎重，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目光在盯着他们。”
央视的评论分析称，重罚事件对意甲联赛伤筋动骨，但大家都明白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对于意大利防止假球赌球的经验，董希源也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借鉴：“我们在意大利居住都有个账号，其实叫税号，包括购买贵重物品和手机卡，都需要出示税号。其实意大利的税务部门很容易就知道公民的财政状况，更不用说球员、俱乐部经理这些重要人物了。在这种案件面前，任何所谓的集体利益都被忽略了，比如对意大利国门布冯的调查没有任何照顾，照样是一步一步，后来证明这个球员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检控方根本没有考虑布冯需要备战世界杯，他们考虑的只有办案子。”
新加坡的漏网之鱼
央视新闻又把三年前扫黑的事抖搂了出来。
其实，2009年11月3日刚刮起这场风暴时，我一直在想，它和2008年春天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场赌球案有多大关系？这场风暴是由王鑫案引起的，还是因尤可为、王珀案引起的？那么，吕东是哪个案件牵扯进来的？或者说，这几个案子是否有“交集”？如果有的话，哪个嫌犯能把这几个案子同时串起来？
我揣摩许久，明白的有一点，那就是这场风暴和《辽沈晚报》三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的“交集”是尤可为。三年前，举报人提供的许多线索里，尤可为始终是个关键人物。事隔三年，他落入了法网，这意味着三年前那些线索可能会因为尤可为被重新拉出来。
正因为警方三缄其口，涉嫌参与赌球的线索又很乱，我觉得只有弄清新加坡的赌球案，才有可能慢慢理出头绪。好在派往新加坡采访的记者刘志向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并找到一个叫王津辉的华裔商人。王津辉是新加坡足球圈里叫得响的人物，从他的嘴里，不仅王鑫等人在新加坡赌球的秘密终于被揭开，我们还能看到，在新加坡赌球案中也有王珀的身影！
刘志向找到王津辉时，他兴奋地在MSN上说：“真难啊，来新加坡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找到老王，相当于美国找到拉登老师！他的料儿太多了……”
王津辉是个足球人，他和新加坡足球、中国足球都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多年前，他曾短暂地给中国国家队当过翻译，也曾经亲自运作新麒队参加了三个赛季的新加坡职业联赛，还为新加坡国家队输送了两名国脚——邱礼和施佳懿。
王津辉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先后组织新加坡新麒队参加当地联赛。在新麒正式退出新加坡足坛之后，想进入这个领域的足球人依然在活动。
2006年的一天，王津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从国内万里迢迢找他的不是旁人，正是曾与他合作过的教练、也是老沈阳队的丁哲。
当时丁哲在山西路虎队担任助理教练，而他的老板就是王珀。王珀是不是想把赌球黑手伸向东南亚？据后来的知情人透露，他真是有这个想法，只是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丁哲给老关系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准备再次率队进军新加坡联赛，希望能与王津辉背后的新麒公司重新携手。而且，这次主要是他与王鑫搭班子，丁哲告诉王津辉，他们还找到了赞助商。
王津辉很庆幸地告诉刘志向：“当时丁哲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他说不用我们新麒出一分钱，只要借我们公司的名头就可以。现在想起来，多亏没跟他们合作，否则现在真不知道会怎样！”
王鑫和丁哲拉来的赞助商究竟是谁，王津辉没有细打听，但是他私下调查了丁哲的背景。调查结果是，丁哲的老板、中国足球的“名人”王珀执掌山西路虎队，基本上是靠打假球和参与赌球为生。王津辉立刻犯了嘀咕。随后，他又向国内很多业内人士了解情况，发现大家对王珀的评价都很差。而且他还得知，这位叫王鑫的人口碑也不行。
回想起来，王津辉至今依然欷歔不已。
“我跟丁哲还是很熟的，但是跟王鑫基本没见过面，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我觉得他纯粹是自寻死路。在法制化这么高的新加坡，操控比赛打假球，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他们这么搞，真给中国足球丢脸！”
王津辉随后婉拒了丁哲，但是王鑫和丁哲率领的辽宁广原队还是来到了新加坡。
事实上，在2006年，曾与新麒合作过的赞助商也组织了一支队伍，与王鑫和丁哲组织的辽宁广原队一起参加了新加坡足总的考评。最后，足总方面考虑到王鑫、丁哲的广原队比较成熟，结构也相对合理，而且球队的实力相当，还有多名相对有名气的球员在队，所以就将准入证发给了广原队。
广原队在2007赛季的表现，与最初的热身赛相比，简直判若云泥。后来陈波和张海峰等球员先后离去。
不久，队伍就被查出参与赌球。总经理王鑫第一个被捕，在缴纳了八万新币的保释金后潜逃。据知情人透露，当时，警方其实并不想让王鑫保释，曾经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但其代理律师以人权应该得到尊重等理由，为王鑫争取到了机会。
这段历史如今似乎早已不是秘密。当时，王鑫向警方表示，一桩财产纠纷案需要他回国出庭，否则会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损失。经过律师的工作，王鑫重获自由，但随即弃保潜逃。新加坡警方也发布了通缉令，最终王鑫被辽宁警方拘捕。在王鑫逃走后，广原队七名球员被警方控制，后来被陆续处理。但主教练丁哲居然安然无恙，警方并没有收走其护照，也没有限制其行动。丁哲顺利地回国了。
小虾米掀起滔天大浪
陕西国力落败的2003年，王珀唱的是独角戏，包括在中国足坛享有盛誉的卡洛斯都没被王珀放在眼里。当然，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王珀身边常出现的一个诡秘身影，那就是教练组里的一个小人物——王鑫。
让我们理理“二王一尤”的关系。
王鑫与尤可为曾是队友，王珀在陕西国力时就已经勾搭上了王鑫。无疑，他是利用王鑫的关系网，为自己操纵比赛服务。王鑫也清楚，要在中国足坛如鱼得水，必须依靠自己的老队友尤可为。
所以，在2009年初冬的警方行动中，王珀、王鑫、尤可为三人同时落网，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早在1993年底，我在沈阳六药队训练场边采访老教练田凤生时，第一次认识了王鑫和尤可为。
尤可为还是很有灵性的。他曾以主力前卫的身份获得了亚青赛冠军和世青赛第六名，并入选了国家队。1985年的亚青赛，尤可为作为主力前卫随队获得冠军。在同年进行的世青赛上，中青队闯入八强，然后一球小负东道主前苏联队。这支国青队的主帅是张志诚，主力队员有高洪波、尤可为、高仲勋、杨为健等人。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尤可为成为沈阳队第一任队长，也是沈阳队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国脚。他曾入选施拉普纳时期的国家队，并随队参加了1993年的“泰王杯”比赛。退役之后，尤可为于2000年任云南红塔队领队兼助理教练；2004年任丽江东巴队主教练；2005年至2006年任厦门蓝狮队领队兼助理教练，辅佐好友高洪波。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的尤可为是一个很有人缘的球员，这一点和吕东很相似。他们在训练中很刻苦，生活中喜欢帮助别人，这使得他们的朋友很多。
随着吕东和尤可为被收审，每当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或亲自写点儿他们的文字，情感上都在经受着一种煎熬。人生来并非是罪犯，尤可为也一样。俗话说，朋友是财富，多个朋友多条路。可不论尤可为还是吕东，朋友给他们带来过快乐，但他们最终却没有经营好自己的朋友。
我记得2000年1月5日，我在无锡参加了一次庭审，原告是《无锡日报》，被告是中国足协。这个案子曾一度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足协成为被告，原因很简单。
1999年6月，国奥队在上海打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期间，中国足协以《无锡日报》记者胡建明采写“假新闻”的名义，要求该报社公开道歉，否则将取消其采访任何级别国家队比赛的资格。
《无锡日报》一怒之下把足协告上了法庭。
2000年1月3日，我和济南记者王兴步正坐在南京到无锡的大巴上。那个季节，江南烟柳画桥、草长莺飞。我正贴着玻璃欣赏窗外的风景，忽然接到原辽宁队功勋队员孙贤禄的电话。他人在巴西，打的是越洋长途。当时，他带云南红塔梯队在巴西训练。
他告诉我：“我快回去了，俱乐部刚通知我，回去带红塔二队，回国后先回沈阳，咱们聚聚……红塔对足球投入太大了，环境很好，有很多熟人。小尤（尤可为）也要去了，他要给大戚（戚务生）当领队嘛！”
许多事情很有戏剧性。比如，孙贤禄带队在巴西待了三年后，他的队伍成为云南红塔二队。可在后来的青年联赛里，孙贤禄因不满裁判的判罚，一时冲动，造成极坏的影响，被中国足协严肃处罚。孙贤禄一气之下离开了红塔，把他一手经营的球队交给了尤可为。
尤可为履历也有辉煌的一笔，那就是他带红塔青年队连续两年赢得全国青年联赛的冠军。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从教经历的尤可为最初做红塔青年队主教练时，心里难免揣着兔子，整天七上八下地乱跳。好在他和孙贤禄是好兄弟，遇到难题，他就给孙贤禄打电话。
毕竟孙贤禄和这支球队朝夕相处了多年，了解每个球员的性格和技术特点。所以，尤可为带队取得第一个全国青年联赛冠军后，他把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孙贤禄：“马头（孙贤禄绰号），我要感谢你，拿这个冠军，是你栽树，我乘凉啊……”
我最后一次和尤可为接触是2008年春。
当时，旅居巴西多年的孙贤禄回国。在北京，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已和山西一些煤老板接触上了……”
听到这儿，我想的是，莫非煤老板出钱让他搞足球？他接下来的话吓了我一跳：“他们要出钱，让我搞海上开采石油生意……这可是大事儿啊，帮我琢磨一下！”
孙贤禄搞石油开采生意，这是对中国足球彻底失望的结果。我了解他，在辽宁队做球员时，他的训练笔记写满16大本。他的理想只有一个，就是做个教练，做国家级球队的教练。他多次很天真地从巴西打电话给我：“洪军，一定给我留意啊，国青或国少竞聘教练啥的，及时告诉我，我好回去竞聘。”
我说：“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你拿一百万送礼，指定是国家队主教练。
他竟然要搞石油生意？我想笑，却忍住了。
我在电话里要和孙贤禄告别时，他说：“你等等，可为要跟你说话。”
“洪军你好啊！好多年没见了……”
我没想到他们俩在一起。
“可为，最近怎样？还好吧？”
“凑合混吧。还那么忙吧？啥时候有时间，咱们聚聚。”
我和尤可为简单寒暄了一下，也就十秒钟，比较尴尬。我们都知道，2006年我供职的《辽沈晚报》，排山倒海般掀起了打假扫黑风暴，而当时报道的重点，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矛头直指厦门蓝狮，而尤可为几乎是被指名道姓了。
赌球大鳄浮出水面
媒体大肆揭批王鑫和王珀时，一天中午，一位老大哥来到我办公室。他姓相，我们都叫他老相，在辽报传媒集团工会工作。
老相一进门就大喊：“那个赌球的王珀真是我认识的王珀啊！我今天看报纸上的照片，就是他，我小时候就和他在一起！”
老相介绍说，王珀只读过中学，然后就在社会上混了。他的家就在沈阳三经街西侧的八纬路附近。王珀有个哥哥在公安局工作，后来犯事儿离开了。
至于王珀，老相说：“他不念书后，在沈阳联营商场摆过摊，卖过鞋，当时还总喊我给他去照顾摊铺。”
王珀混进足球圈儿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凭他的仪表、口才和那颗充满欲望的心，他是不可能满足于小商小贩的生活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珀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或者说因为耍流氓，被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他就不想在沈阳混了，便晃悠到大连，靠着招摇撞骗进了一个大公司。这段时间，他见了世面，也认识了不同行业的人，关键是他在大连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
后来，王珀逐渐发迹，做了老板。之后，和当年的大连万达队许多球员都成了好朋友，还时不时给予赞助，搞些和足球相关的活动。2003年，他开始直接搞起了足球。
对王珀如何成为西安国力俱乐部老板这一点，很多人不甚清楚。
许多大连人都知道，王珀最喜欢的万达队球员是大王涛。后来，王珀通过大王涛认识了当时陕西国力俱乐部老板李志民。这为王珀八年后接手国力埋下了伏笔。
毕竟，王珀经过多年历练，已经变成了聪明的演员——他知道选择什么方式粉墨登场最有轰动性。
2003年，两个最张狂的新闻人物是张海和徐明。前者是中国足坛健力宝系的舵手，后者是实德系的掌门人。这两位资本运作的高手，当时因为拉帮结伙破坏联赛的公平，几乎成了球迷和媒体集体抨击的对象。
当时的王珀已和陕西国力老板李志民达成默契，王珀坐上了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的宝座。场子打好了，只等一声锣响，耍猴的游戏就要推向高潮了。
怎样才能更吸引眼球？
王珀首先把自己塑造成刚烈、豪气、仗义、正义的形象，随后他装得像泼妇一样，占据了许多媒体的版面，指着张海和徐明的鼻子破口大骂。
王珀的好戏还在继续。
骂完张海和徐明，他在国力俱乐部内开始实施“整风”。用他当时的话说，足球需要公平，绝对不能允许有内鬼存在……
也正是在这场“整风运动”中，功勋卓著的陕西国力教练卡洛斯被架空，主力门将江洪也黯然离开。
2009年11月25日，通过央视，公安部首次公布了王珀等人的犯罪事实。
看到新闻，江洪率先站出来表达了自己对王珀落网的心情。
“新闻我都看到了，我相信恶有恶报，王珀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罪有应得！”随后，曾因吸毒被炒成新闻人物的江洪又表示，给自己下药的那个人就是王珀。
我不太赞赏江洪把自己扮成无辜者的角色。曾经的吸毒者江洪如今都已逍遥自得，曾经的下毒者——如今锒铛入狱的王珀，他难道还要承担“投毒罪”的罪名？
王珀的臭名昭著在于他以金钱为利益链条，不择手段地操纵比赛。
他上任后的第一场假球案发生于2003年9月21日。
那场比赛，陕西国力客战四川冠城，最终国力以1∶5败北。
当时，澳门庄家开出的盘口在不断变化。最初是四川让一球，随后盘口一直飙升，从一球到一球半，再到两球，最后两球半。即便如此，庄家仍亏损巨大。
王珀一战成名。
这次成名直接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澳门的庄家把他视为魔鬼，不再开陕西国力的盘；二是王珀从这场比赛尝到了甜头，玩儿球，他不再想附属于人。这场比赛之后，他决定自己占山为王。
王珀上任一年，一个场场赌自己球队输球的老板，最终把球队折腾得降级了。
可怜的陕西球迷，他们陪伴自己的球队成长，看着自己的球队壮大，西安也一度成了中国最有品牌的金牌球市，陕西球迷也被称为最虔诚、最血性的“西北狼”。但短短一年时间，王珀就把陕西国力打造成了一支专业赌球队，一步步走向了败亡。
王珀随后混迹于宁波、西藏、山西、内蒙等地。他迁徙的每一步，猩红的眼睛都盯着金钱。只是，他的名声太臭了，尾巴太长了，最后，他走累了，也走投无路了，只能走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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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体坛周报》资深记者
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足坛重大事件，像老郝这样能经历并见证并不多。辽沈足坛过去呼风唤雨，现在打假扫黑却成了重灾区，老郝占了天时和地利。至于人合，他朋友多，卧底多，许多东西信手拈来……所以，我很想看看他这本书。
——贾志刚：《深圳晚报》资深记者、知名作家）
足球是圆的，但需要一个方，一个正！方和正，它们代表着规则和公平，是不该被践踏的。所以，整肃足坛秩序、构建中国足球健康的生存空间，这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郝老师作为一个前辈，仍然战斗在第一线，并在打假扫黑第一时间奉献这本书，值得期待。
——刘晓新：（《足球》报总编辑）
2009年打假扫黑刚开始，郝洪军来北京和我一起做个节目，当时他谈到要写本书，没想到半个多月后，书就出来了！他写书讲效率，我也希望本次足坛打假也能讲效率，多抓、狠抓、给球迷一个交代，给中国足球一个美好的未来。
——方肇：（知名体育评论家）
足坛打假不是一两次了，这次动静大，也抓了一批人，这是让人兴奋的事。郝洪军老师做为一个资深记者，每次都站在打假扫黑第一线，并能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他这本书存在的价值。
——颜晓华：（《最体育》总编）
郝洪军一直是一个敢于揭短的人，N年前，一部《狗仔》扒开了足球记者的画皮。现在，一部《球事儿》将狠狠地抽打整个中国足球的臭皮囊，我很期待看到《球事儿》的完整内容，球事儿实际上就是那些糗事儿。
——妙红：（资深媒体人、知名球评家）
我是吃足球这碗饭的，我很珍惜中国足球每一个发展机会。假球是对公平的践踏，足坛打假是件好事，至少会给中国足球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洪军是我10多年的朋友，他做为一个媒体人，一直敢说敢写，现在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足球，令我钦服。
——孙贤禄：（前国脚、少壮派足球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