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成，1926年出生于上海，离休前系江苏警官学院教授。早年接受胡愈之等进步思想，又读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在著名的春晖中学读高中时，任学生会主席，积极开展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底，参加上海的地下工作，不久加入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在团市委工作，1950年春到中央团校学习。抗美援朝战争初调往军队从事政治工作，立二等功。而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调离军队到北大荒劳动。第二年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社任编辑。1960年考取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后到石河子医专任教。全家遭到残酷迫害。1981年调江苏公安专科学校任教。曾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主持编写《政治学大纲》、《警察政治学》、《建立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等书，后者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内早的本专门研究政治稳定的专著。1993年该书导言先在《江海学刊》发表，提出建立动态的持久的政治稳定观，受到国内外关注。

　　《改造》在战争动乱年代，一个家境贫寒只读过十年书的小知识分子，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义论》，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把建立独立、民主、平等、富裕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礼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感到现实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并不相同，在信仰、事业、婚姻等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碰掩，成为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批判重点，还通过下放“北大荒”等手段强制改造，时光在迷茫、痛苦、挣扎中流失。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强制思想解放、社会和谐，虽然不再有人对他强制改造，他仍然认真反思70年，尤其是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曲折历程，豁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拥有共产党员称号的民主主义者，但不是旧民主主义者，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新民主主义者。

　　1943年的秋天，驻守宁波伪军的一个团起义，传说起义时还杀了一些日本军官。这个团团长姓田人称“田胡子”，“八·一三战争”时是上海的保安团，战败后向日军投降被编成伪军，此时反戈一击举起起义大旗，对我们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忍气吞声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确实感到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田胡子”起义后把部队拉到四明山区，四明山位于上虞、余姚、嵊县三个县的交界处，方圆百余里地，是一个打游击战的好场所。起义部队到了四明山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国民党政府都想把它拉人自己门下。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几个年轻人上山到田胡子部队主办的锦报社工作，社长是我的四伯父。上山之后知道，报社的总编是新四军派去的一位女同志，我们都叫她卢小姐。《锦报》是一张八开大的小报，我是译报员兼校对。报务员姓戴，背弯得像弯弓，走路时脸朝地，背朝天。老戴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多年的报务员，技术是一流的，只要他高兴，收报不用翻译可以直接写成中文。相处一段时间，见我对他比较尊重，说：
　　“小胡，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爱干啥就干啥！”
　　“你一个人行吗？”
　　他不吭声，低头收报，一会儿，一张写满汉字的收发报纸出来了。
　　他既收中央社的消息，也收新华社消息，至于怎么用是编辑部的事。小报每周出两期，有两天时间校对足够了，老戴又不要我译电，剩余时间多看些书。那时能看到的尽是那些加点爱国内容的言情小说，看多了我模仿这些文章的体裁，写了一篇取名《南国之春》的中篇小说。文章是写—对有报国之志的男女青年在日军占领上海时，离开学校参加南方山区的游击队，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两人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以男的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给人留下无限遗憾作为结局。大凡小说都有作者生活的影子，我也不例外，把那位高中女同学作为文中的女主人公，把山区的生活作为背景，再把平时看书时抄袭下来的把那些优美词句改动一下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写好后有二、三万字，拿给卢小姐看，出乎意外这篇处女作居然受到她的赞赏。可能稿源实在缺乏，她决定在小报上连续刊载，每期七、八百字，用的笔名是“晓钟”。无论是文章的内容还是笔名，显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性格：富于幻想，憧憬爱情，又自命不凡。总的来说，这张小报在当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还是起到了宣传抗日的作用。
　　深秋的一个晚上，听到远处响起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声音。司令部通知我们，日军进山清剿已与部队发生正面冲突，要报社人员迅速转移到后山。我们把印刷机、铅字等无法带走的东西藏了起来，急急忙忙地往后山走去。深山中的夜色，只能看清脚底下的小路，为了不掉队，一个紧挨着一个走，走在前面的不断轻轻地叫唤着后面人的名字。突然听到前面有人喊：“当心，要过桥！”我也没有多想，三、五步就从“桥”上走了过去。最后在山凹里的一间茅屋中住了下来，房主可能是听到“丘八”要来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进去一看，没有一样家具，只有一堆稻草和还有点余热的土灶，证明原先这里是住过人的。后来在墙上发现一个小洞，插着一根点燃过的松树根子。松树根子油性大，容易点燃，可以代替照明用的灯。原在上海用的是电灯，回到乡下最初用的是带有玻璃罩的煤油等，后来因煤油太贵，点起了用灯芯草的灯盏，像火柴那样小的一点亮光，没有想到这里还有比这更原始的树根灯。
　　秋天的深夜，寒气袭人，不分男女老少挤在稻草堆中睡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司令部又来通知，说日军已撤退，要我们返回原地。我们留了一点口粮在老乡家里就往回走，只见四周景色迷人，大家说说笑笑忘掉了昨夜的恐惧。很快到了小桥跟前，我一看吓呆了，那是什么桥？一棵大树干架在两块突出的岩石中间，虽然只有两三米距离，可是往下一看是几十米深的沟壑。我的腿已发软，再也不敢走了。这时在前面的老戴边走边说：“小胡，过桥，当心！”抬头见老戴的驼背上捆着他的宝贝一一收报机，稳稳当当地走在独木桥上。我喊道：“太吓人了，我不敢走！”他往后退了两步，把一只手伸向后面，说：“别怕！拉住我的手，朝前看。”这时在我心中，走在我前面的不是国民党的老报务员，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几十年过去了，这景象历历在目，解放后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遇到许多说不请的麻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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