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幅画<br> 第一幅 兰畦之路<br> 1957年初冬，我15岁那年，忽然有个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她算孃孃，还是婆婆？<br> 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那宿舍原是大富人家的带花园的四合院。我家住在有垂花门的内院里，但小厨房是另搭在一边的，一株很高很大的合欢树，像巨伞一样罩住小厨房和住房外的部分院落。走拢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摺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那时我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还保持着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她望够了我，一笑：“像天演啊！你是他幺儿吧？”我父亲名天演，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而那妇女则唤妈妈：“刘三姐，好久没见了啊！”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我就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br> 我妈妈姓王，在她那一辈里大排行第三，因为嫁给了我爸爸，同辈亲友都唤她刘三姐，后来广西民族歌剧《刘三姐》唱红了，又拍了电影，有来我家来拜访的人士跟传达室说“找刘三姐”，常引出“你开什么玩笑”的误会，但我从小听惯了人家那么称呼妈妈，看电影《刘三姐》绝无关于妈妈的联想。<br>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她就跟我们同桌吃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孃孃，我唤她，她笑，笑起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br> 我家常有客来，留饭也是常事。爸爸妈妈跟客人交谈，我从来不听，至于客人的身份，有的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br> 但是就在胡孃孃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督促我整理清爽，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清理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孃孃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孃孃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br> 我那时候虽然还只是个中学生，但是人小心大，读文学书，爱读翻译小说，高尔基的《福玛·高捷耶夫》有的成年人读起来也觉得枯燥难啃，我却偏读得下去。妈妈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孃孃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br> 胡孃孃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孃孃，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爸爸提到四川作家李劫人，“也鸣放了，有言论啊，可是保下来了，没划右”，很为其庆幸的声调，妈妈就提到胡孃孃：“她也该保啊！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他们用家乡话交谈，“毅”发“硬”的音，但我还是听出了说的是谁，非常吃惊，不过我懒得跳出来问他们个究竟。<br> 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记不得是哪天，我忽然想起了胡孃嫖，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论起来，大家都是同乡。在上个世纪的历史潮流里，爸爸妈妈上一辈及那一辈的不少男女，走出穷乡僻壤，投入更广阔的生活，也就都有了更复杂扭结的人际关系。胡孃孃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人爱河，在亲友中那并不是秘密，他们山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胡兰畦生于1901年，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分别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也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这个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在世界流布。那时候的苏联文学界，能阅读中文原著的人士几乎为零，汉学家虽有，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很少，他们也许知道鲁迅，却未必知道冰心，丁玲在当时的中国才刚露头角，更不为他们所知，但他们却都读了俄文版的《在德国女牢中》，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成为唯一从境外请去的“中国著名作家”，参加了那次盛会。（当时中国诗人萧三常住苏联，参加了大会并致贺词。）<br> 胡兰畦命途多舛，但胡兰畦寿数堪羡，她熬过了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96年含笑去世。她在复出以后写出了《胡兰畦回忆录》，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尽管关注这本书的人至今不多，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料却弥足珍贵。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