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2日。
晚上10点多钟，我听到门外嘈杂的说话声，意识到隔壁来了新房客。走出房门，我看到大大小小的行李包堆了一地，两位先生在行李间穿来穿去。看到我从房间出来，其中的一位先生向我介绍了刚刚到来的新房客，他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周聚，为他接机的这位先生则是半年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学者，原山东济宁医学院的司传平教授。安顿好吕教授后，司先生用自己的手机接通了吕先生家人的电话，报过平安后他便急匆匆赶了回去。
我为吕教授下了一碗面，这让喜欢面食的山东人吕教授非常感动。吕教授从包里拿出几块月饼递给我，这使我想起就要来临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我小心翼翼地将月饼放入冰箱，在吕教授吃饭的当儿与他聊了起来。
吕教授访美时间也是6个月，但他已购买了往返机票，总价7000多人民币，比我到Boston的单程票价还便宜3000多元！吕教授的往返机票价格已含在访问资助金内，选择晚来几日，购买往返机票让他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吕教授是位有心人，身为一名博士生导师，他表现得非常谦逊。每当我们谈起来美国的目的，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就是要到燕京图书馆多看几本书。然而，他在美国的表现可远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从他发表的文章来看，长期以来，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文学革命是由胡适而不是由其他人提出来的？这除了胡适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是否与胡适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文化环境有内在的联系？易言之，美国的文化、文学、思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正是这个疑问，将他带到了当年胡适留学的美国。
他首先以20世纪初胡适、梅光迪、胡先辅、梁实秋等留学美国的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美国文化、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所发生的影响。然后从这一问题出发，他开始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当年这些先驱者在美国留学期间留下来的各种文章，了解到容闳是留学美国的中国第一人，他在教会的资助下，于1847年由布朗夫妻带到美国留学，于185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当时，他将让当时的清政府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看成自己最大的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因此，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毅然回国，直到他的理想得以实现。
吕教授还发现，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对文学革命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在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的争论中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并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论争，揭开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序幕。
吕教授还思考了，留美华人的思想观、价值观、审美观发生了哪些变化？美国是否有自己的文化、文学？美国的文化、文学与西欧的文化、文学有何联系与区别？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咨询了有关的专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渐渐找到了答案。“美国尽管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早期的文化、文学都来自西欧，但新的环境催生了新的文化、文学，随着美国在政治体制上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美国在文化上也尽力摆脱西欧传统文化、文学的束缚与影响，从而有了自己的文化、文学，这种文化、文学的本质，就是独立、自由、创新，它与西欧文化、文学的贵族化、传统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新文化、新文学，为急于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提供了借鉴。正是受这样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胡适提出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大胆设想。与此同时，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梅光迪、吴宓等则提出了与胡适不同的思想观点。应该说，他们在文学应该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上有着相同之处，只是对文学应该如何发展等具体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的论争，揭开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论争的序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美国成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吕教授还经常参加哈佛大学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并应大波士顿中华文化协会艺文小集的邀请，以《文学中的人性——以鲁迅、张爱玲、白先勇、赵淑侠为例》为题发表了演讲。后来，《波士顿新闻》B6版发表了他的演讲提纲，还附上了他的照片，这使吕教授一时问在Boston华人文学圈内名声大噪。
后来，吕教授又将自己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感想写成了文章，发表在《侨报周刊》上。他借哈佛大学的成功之道反思中国的高等教育，认为中国从五十年代的分校，到九十年代的合校，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中国高校中的近亲结婚现象是影响健康学术竞争、阻碍学术交流创新的最大弊端。
吕教授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思考了现代中国文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人并不缺少接受宗教的意识与胸怀。他还提出“成为基督徒是否意味着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分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是否与人的生物基因一样，具有难以改变的特性？”他从自己与基督教零距离接触的亲身经历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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