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茜，生于西安，长在甘肃，原籍山西芮城。现就职于山西运城文联，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运城市作协副主席。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山西省全委会委员，民进运城市副主委。运城市第一届人大常委，第二届政协委员。运城市第二、三、四届知识分子拔尖人才。
    曾在《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长城》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此生只为你》《依然风流》《烛影摇红》《走出红尘》（台湾出版）；小说集《五里一徘徊》《净土》《红颜三重奏》；散文《永乐艺风》《稷播丰登》《掀起我的盖头来》《永远的风景》；长篇报告文学《超越财富——李海仓的情怀》《增华岁月》等。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文选刊》转载。短篇小说代表作《净土》入选“山西文艺五十年精品选”短篇卷。中篇小说《角儿》获“赵树理文学奖”。

    写了十多年小说，扫视自己笔下的人物，几乎全是女性。几位有数的男性，也被我写得瘦骨嶙峋，甚至，毫无生气。不仅仅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更谈不到女权这个词。实在是笔力不及。也许，与女人对话更容易些？只要坦诚相待，总有走进内心的那一瞬。还有，女人与生俱来的仁慈，善良、包容以及悲悯情怀，飞蛾扑火般地追求爱情的执拗天性，更能使笔下的文字，摇曳生辉，顾盼生情。
    曾有评论家分析我作品中的“渡口”情结，我不否认。确实，在短篇小说《河水拍打着堤岸》，长篇小说《浢津渡》以及散文《人之渡》和《村渡》中，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过那个渡口，她成了我作品中不变的场景和无限想象的空间。她的“舟桅林立”，她的“日吞吐货物五千吨”，她的旌幡飘摇和如银山般的盐，遥遥相对通往长安的古驿道以及河谷中昼夜响彻的驼铃，常常在我写作时出现。无止尽地主宰着我的情感世界，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已。
    说不清为什么，那小小码头，帆起帆落，岁月流转，随河水涨落而不断移动，却始终固守着那个河谷，千百年来，不曾改变。仿佛命运的主宰，让我们家的女人，也由不得围着她转。多少年前，一位十八岁的美丽女子走出豪门大宅，跟在一位教书先生身后，就从对河登上木船，过黄河姗姗而来，做了我的姥姥；十八年后，又一位美丽女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在做生意的丈夫身后逃出这块土地，也是在这里启程。羊皮筏子冲进激流时，她身后传来的是倭寇的枪声炮声，脑子里铭刻的不灭的记忆：小镇燃起的熊熊大火和屋梁掉进火堆的噼剥声。她是我母亲。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当过省劳模的母亲再次回到渡口，却是被下放回农村。这一年正好是她三十六岁本命年。刚刚十二岁的我，看不懂母亲的愁眉不展，体验不到世事变迁的凶险，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面对一河壮阔，寻找着古诗句中曾经的描绘，喜欢，兴奋，新鲜。多少年后我才体验到，这“新鲜”的代价。把我们从城市生活中拽出来，生拉活扯一般。那种疼痛，伴随着我最初的文字，宣泄在字里行间。我明白，就因为，她是故乡。她有养育我祖先的恩德。她理直气壮。包括后来，政治和非政治原因的一切，一切。

    根有多深枝就有多壮叶就有多茂，这似乎是真理。但却不能移动，大树一挪地方，成活率就不高，这是自然法则。然而人们的本能是求变，求新，对于文学，更是这样。一位名家说，好小说应该是时尚的形式，而内蕴却是古典的。我喜欢这个说法。
    ——张雅茜
    张雅茜的《角儿》，生活气息浓郁，细节描写生动，人物形象鲜活，主题耐人寻味，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作者在叙述中，透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时运更迭和人物命运的浮沉起落，让读者体会到了文字背后无以言表的内涵和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赵树理文学奖颁奖词

    邢月兰在镜子里，右手翘成兰花状，找那根白发。说破天也不去。不是钱少钱多，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你不知道？说着乜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手中的小镊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
    薛老板不耐烦了：在凤城，连当官的也没人对我说不，你不知道？哼，不就一个戏子么！你以为你是艺术家？怪不得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邢月兰一愣。扭身时已柳眉竖起，小镊子啪地拍在梳妆台上，兰花指颤颤抖抖，直点薛老板鼻尖，你，你与我出去——！
    薛老板拂袖而出。木楼梯上，金利来皮鞋吱吱乱叫。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主儿！
    今儿就吃你一杯，你能把老娘怎样！话落，邢月兰顺手抓起梳妆台上的搪瓷茶缸追出来，朝楼梯砸去。声音撵着薛老板脚后跟，丁零当啷到院里，泡涨的膨大海一路撒落，像谁家的狗屎拉在楼梯上。
    奔驰600旋风般冲出剧团大门，扬起的烟尘有点盛气凌人，张越急躲路边，说，这人抽西北风呀，刚才还问邢老师住哪间房，特儒雅特风度，像电视剧里那个叫……啥的？王胜利说，多了，只要叫老板的，都这德性！
    再扬脸看，邢老师已转身进屋，房门啪的一声，嚎叫就从门缝里钻出。两个学生，站楼下面面相觑。
    戏子，两个字如同霹雳，把邢月兰炸醒。北京领梅花奖带回的那份喜悦，遥远已似梦境。
    戏子怎么了？戏子你不也求上门么？有本事你老娘死了你自己怎么不唱，找我们戏子？把我们与婊子相比？可恼，可气！可恨，可杀！戏子就戏子，老娘位贱人不贱，就是只在台上唱不走事（唱堂会），我们又不是王八班子！
    一生气，邢月兰忘了自己一贯是叫八音会或者自乐班的。她始终忘不了，婶婶小翠花，就是靠着走事才使堂兄妹有碗饭吃。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公社宣传队唱过戏的小翠花，席篷下粉墨登场，臂挎竹篮唱“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慰劳军属把呀把菜剜”。黑发藏在火车头帽子里，然后一掀大辫子绕脖子甩在胸前，唱“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那一次扎两只水袖啪啦啪啦甩，像纺车轮子滴溜溜转，把小月兰转得偷偷跑出学校进了剧团。
    可是，堂妹拖到三十岁嫁个二婚头。堂哥招赘到邻县一个小寡妇家。街前巷后谁家有喜事，婶婶只有在灶前摘葱剥蒜的份儿，不能进新房去铺婚床展嫁妆。亲侄女儿月兰出嫁，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婶婶为她盘头，可奶奶的眼睛锥子般盯着婶婶，绝不许她走近月兰半步。月兰穿着大红缎子袄拜完祖宗走出院门时，婶婶倚着厨房门，那眼光如同钉子钉在她后脑勺上，二十多年来仍隐隐发痛。月兰在心里为婶婶抱不平，不是婶婶顶风冒雪走事，叔叔能有钱买药治病么？叔叔可是奶奶的亲儿子啊。婶婶一次散戏后拉着她手说，我的儿，好好在戏台上唱戏，再穷也别走事。女人一走事，这辈子就不是人了。记住了啊？
    这几年搞改制，政府发一半工资，另一半靠剧团自己卖票演戏。演一场两千块，每人领十五元补助，旺季时也不过每月十来场。演员纷纷加入走事，就成了时髦，“按质论价”，一晚上能挣成百元钱，农村自乐班也如雨后春笋。
    邢月兰从不动心。
    婶婶小翠花的告诫只是原因之一。她从来都认为走事是对艺术的亵渎。当年人们围着小翠花，目光与笑声里那种淫亵，没齿不忘。她要正正经经在戏台上唱。要贴了鬓包了头，描了眉画了唇，系了裙执了帕扇，像了戏里的人物才开口唱。那一刻她在幕帘后，一声叫板，踩着鼓板出鬼门道，半个圆场，一个亮相，瞟一眼台下黑压压人头一片，就有了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感觉。她就不再是邢月兰，而是红娘、貂蝉、胡凤莲、江姐或李铁梅。她的一举一动，媚笑，奸笑，假笑，淫笑，甚至皮笑肉不笑，皆属了剧中人。就连胸腔里那颗心，也因剧中人需要或急促或平缓地怦怦而动。追着她脸蛋身子的那些目光，不怀好意，也是对着剧中人而非她邢月兰。
    也是演过的角色太多，她在舞台下的形象反而常常被人们忽略。那双大眼左右顾盼，或是柳叶眉微微颦起，还有说话间时不时比惚走神，甚至不说话时聚在眉目间那丝忧郁，都会使人想起剧中角色。偶尔下厨房，端着汤碗出来，一溜碎步，兰花指高翘，腰肢扭动，烫了手还要不忘节奏扮相，就足以让你喷饭。她与丈夫吵架最好看，兰花指直点丈夫鼻尖，“你你你这个——”那“冤家”两个字经常脱口而出，让人们像看喜剧一样忍俊不禁。
    电话铃骤然响起。邢月兰仿佛从梦中惊醒，拿起话筒没好气地吼，谁？
    哟嗬，这梅花奖还真不敢小看，脾气一夜间就长？大艺术家，看来我这局长没好日子过了，开个会都请不动？这样吧，你等着，我让周副团长坐我的车去接你，啊？
    邢月兰说，对不起文局长，我马上到。粉扑补了腮，口红重新涂了，出门时习惯地一扭头，那根找了一早上的白发跳在镜子里，赫然醒目。

角儿
红桑葚紫桑葚
磨坊与紫色
女儿石
盲
好戏连台
大山无言
孟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