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莱恩哈特（Luke Rhinehart，1932—），原名乔治·科克罗夫特（George Cockcroft），美国作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直到1970年才正式成为全职作家。到目前为止，卢克·莱恩哈特共著有八部长篇小说小说，《骰子人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创作过十个影视剧本，大部分都改自他的小说。卢克·莱恩哈特的小说大多探讨有关自身、幻象、自由和机遇等的问题，他尤其关注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抑制大众自主性和创造力的形成机制。《骰子人生》在问世之后的三十年里，不仅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另类的奇迹，小说中的“骰子”和“掷骰哲学”也成为一个被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如戏剧、摇滚歌词）反复提及的符号，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典故之一。这部小说在过去数年间经历了一个神奇的重生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总量超过以前的总和。
    陈正宇，香港城市大学翻译专业研究生，发表过多个短篇小说的翻译，这是他第一次担纲一部长篇的翻译工作。

    《骰子人生》是一名精神分析医师，他的生活正如每一个小有成就的中产阶级一样，“单调，重复，琐碎，强迫，紊乱，心烦”。他发现所谓的心理治疗只不过是让病人的生活“从不堪忍受的了无生趣变成可以忍受的了无生趣”，而“生活有如一片乏味的海洋，零星点缀着欢乐的岛屿，而一过三十岁，就再难看见陆地”。百无聊赖的人生让他开始多次考虑自杀的问题。他会在大桥上来回踱步，会在地铁轨道旁徘徊，会望着毒药“是的宁”发呆，更偷偷买了把手枪，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突发奇想，通过骰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骰子的带领下，他开始了一系列打破习惯的行为，不断突破自己的心理底线。最后，生活变成了一场角色扮演的狂欢，为了试验人类灵魂的可塑性，他得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最后甚至抛妻弃子，众叛亲离，却在所不惜……
    也许，惟有将这部自始至终都沿着疯狂的轨迹高速运转的黑色荒诞剧放在那个凯鲁亚克风行的年代，放在那个嬉皮士流行的年代，放在那个西方年轻人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年代里看，才能解读出个中三味。忠实跟随骰子，永远服从手里滚出的“选项”，彻底放弃自我，在随遇而安里寻找生命的真谛，真的是人生和社会的终极出路吗？小说的荒诞走向和暧昧结局使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

    《骰子人生》犹如一座黑色喜剧的游乐场，里面充满坐过山车似的惊险刺激和穿越隧道时的疲乏躁动；它也是关于爱的，疯狂的影象全都倒映在内心扭曲的哈哈镜上。
    ——《时代周刊》
    
    这是七十年代早期最时髦的小说。它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几乎趋于完美……充满愉悦，文思巧妙……单是开头的三十页就概括出了当代的无政府主义。
    ——伦敦《Time Out》杂志
    
    一部优秀的小说……动人，机智而且充溢优美的喜剧感。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作者）
    
    才华横溢……非常像《第二十二条军规》……其中有关性的调侃格外有趣。
    ——《休斯顿邮报》
    
    诙谐的、无所顾忌的智慧喷发……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缘欢呼雀跃。意志真空——莱恩哈特巧妙地对这种时代弊病作出了诊断。
    ——《生活》杂志

    我是个大个子，有着拳击运动员的大手，橡树般的大腿，坚毅的下巴，并且还戴了一副大大的厚眼镜。我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近230镑。我长得有点像卡拉克·肯特，只不过脱下西装以后，我的速度也就比我老婆快一点点，力量也就比体型小我一半的人大一点点，而且完全没法一步就从一个建筑物跳跃到另一个建筑物——你让我跳多少步都不行啊。
    在运动方面，无论大大小小什么体育项目，我都表现得格外平庸。我玩扑克时够胆，但是水平也够烂。玩股票我很小心，倒是玩得还行。我娶了一位漂亮老婆，她以前是拉拉队队长，还做过摇滚歌手。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算不上神经病，但也不怎么正常。我是个有着很深宗教情结的人，我写过一部很优美的色情小说，叫《玛雅之舞》，并且我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犹太人。
    我知道，作为读者，你们的工作是设法从我所说的这一切中提炼出一个可信的、协调的人物模板来，但是恐怕我还要加上这么几点：我平时是个无神论者，我心血来潮的时候捐过几千美金的善款，我是个间歇性革命者，时不时地反抗美国政府、纽约市政府、布朗克斯以及斯卡斯代尔区政府，并且我仍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共和党员。如你们所知，是我创办了那些臭名昭著的“掷骰中心”，用以进行人类行为研究实验——《变态心理学期刊》称之为“令人发指”、“伤风败俗”，以及“让人大开眼界”；《纽约时报》称之为“严重误人子弟并且腐败堕落”；《时代周刊》称之为“臭阴沟”；《常青树评论杂志》称之为“美妙无比，其乐无穷”。我既是个忠诚的丈夫，也是多个女人的奸夫，并且还是个实验性的同性恋者；我既是个能干且饱受赞誉的精神分析师，也是唯一一个被纽约精神科医生协会（PANY）及美国医学协会同时除名的医生（理由是“行为不当”及“可能无法胜任工作”）。我被全国上下数以千计的“掷骰人”崇拜和赞美，但两次作为病人被送进精神病院，一次入狱，现在则是处于逃亡状态，并且我希望，如果骰子许可的话，保持逃亡状态至少到我完成这本305页的自传。
    我首先是个精神科医生，但不管是作为精神科医生还是作为掷骰者，我都热衷于改变人的性格——我自己的，别人的，所有人的。我要让人感受到自由，激扬和喜悦。我要让人们重新感受生活所能带给我们的感动——当我们第一次在黎明时分赤着脚感受脚下的土地，看着阳光洒在远山树丛间，地平线上光影斑驳闪烁；当一个少女第一次凑上双唇接受恋人的亲吻；当一个念头突然在脑中闪现，整个的一生在瞬间被重新审视。
    生活有如一片乏味的海洋，零星点缀着欢乐的岛屿，而一过三十岁，就再难看见陆地。我们至多是在厌倦了一片沙洲后，流浪到下一片沙洲，但很快又将对所见的每一粒沙子都熟得烂透。
    当我和同事们提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告诉我，就常人而言，欢乐的枯竭同肉体的衰退一样，再正常不过，并且二者大体上是同样的生理变化机制的结果。他们提醒我，不要忘了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正在于减轻痛苦，增强活力，使个人融入社会，帮助人们认识和接受自我；并非一定要改变自我的习惯、价值标准或个人兴趣，只要能让他们不再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自己，能如实接受自己就行。
    对我来说，心理治疗的目标显然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追求着的。然而，在我“成功地”接受了精神分析后，我在“一般般好”的妻子和家人的陪伴下，过了七年“一般般幸福”的生活，取得了“一般般大”的成功，就在我三十二岁生日临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想要自杀了。不只想自杀，我还想杀人。
    我会在昆斯伯勒大桥上来回踱步，望着河水沉思。我会重读加缪，他认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选择自杀是合理的。我常站在离地铁轨道仅三英寸的站台边缘摇晃。一到周一早上，我就会盯着橱架上的士的宁瓶子发呆。我会几个小时地做白日梦，想象着一场核浩劫将曼哈顿的街道都化为灰烬，想象着压路机不小心把我的老婆压成了肉酱，想象着出租车载着我的竞争对手爱克斯坦医生直接开进了东河里，想象着帮我们家带小孩的小姑娘（她才十几岁）痛苦地惨叫，我正开垦着她那块处女地……
    自杀、刺杀、毒杀、灭杀或者强奸某人的欲望在精神病学领域一般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是坏的，是邪恶的。更确切地说，是罪。当你想要自杀的时候，你要做的是认识并“接受它”，但看在耶稣的份上，不是让你真的去自杀。如果你想要和幼女性交，你应该接受你的欲望，可连她的一根大脚趾都不要碰。如果你恨你的父亲，没关系，但别拿木棍重击那个混蛋。理解你自己，接受你自己，但是不要做你自己。
    这是个保守的规条，用以确保帮助病人避免暴力、激情、以及奇怪的行为，以让其过上长久、体面、不温不火的痛苦生活。事实上，这个规条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像心理医生一样活着。这个想法让我恶心。
    这些琐碎的想法是我在初次陷入莫名的抑郁后的几个星期里渐渐产生的。我之所以抑郁，表面上是因为我的一部“著作”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但实际上这是我灵魂长期堵塞而造成的全面便秘的结果。每天早餐后，我记得我都会在第一个预约病人来之前，坐在我的大橡木桌旁，怀着嘲讽之情温习过往的成就以及对于未来的希望。我会摘下眼镜，在不戴眼镜所看到的近乎超现实的朦胧世界以及自身思绪的双重作用下，我会夸张地喊道：“瞎眼！瞎眼！瞎眼！”，并且用我那大得像拳击手套的拳头夸张地锤着桌子。
    在我的整个求学生涯里我都是一个杰出的好学生，我积累着学术荣誉，如同我儿子拉里积累口香糖里的棒球明星卡一样。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论文，这是篇反响良好但毫无价值的文章，题目叫“神经官能紧张的心理机制”。当我坐在我的大橡木桌旁回想往事时，我所有发表过的文章看起来都和别人的文章一样好：好个屁。我在治疗病人方面与我的同事们取得了一样的成就——毫无成就。我所能期望的最多不过是让病人从自我焦虑和内心冲突中解脱：让他的生活从不堪忍受的了无生趣变成可以忍受的了无生趣。要是我的病人有什么未开发的创造力或发明能力，我的精神分析法可没法将它们挖掘出来。精神分析就像是一剂昂贵、起效慢并且靠不住的镇定剂。如果迷幻药真的具有阿尔伯特和利里宣称的功效，所有的心理医生都要在一夜间失业。这个想法让我高兴。
    在我愤世嫉俗的间隙，我也会偶尔对未来做做白日梦。我希望什么？我想把自己之前做的事情都做得出类拔萃：写出广受赞誉的文章和著作；好好栽培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遇见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并与之结成终生的灵魂伴侣。但很不幸，正因为这些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才感到了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