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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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 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间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
“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日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 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 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 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第一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州那侧的尚普兰湖 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
艾米丽·乔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婴儿中的第一个。她的出生被称为“顺产”，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月才满八岁的我看来，可绝非如此。那天，大约晚上十点，大卫·派因给我家打电话。母亲还醒着，并很快接了电话，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依旧毫无察觉地酣睡。所以对我来说，母亲吻我额头、将我唤醒时，艾米丽的出生才算真正开始。我记得床边的窗帘伴随徐徐微风，在母亲和我之间扬起，那时天色已变，雨却尚未落下。
我们到达的时候，洛丽·派因正坐在床边，肩膀上松松地披着一条轻薄的棉线毯。床上其他的东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单之类，都已经移开，在地板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床头有几个圆滚滚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旧沙发的靠垫。床垫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印着许多梦幻感的向日葵，满眼泪滴状的花瓣和散发光和热的太阳，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帘上，这样的图案或许更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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