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的母亲自杀了，在此之前，她刚刚装修好了地处马尔伯勒街的房子，准备迎来她与父亲激烈的监护权官司之后的战利品——六个年幼的孩子。我的姐姐艾米，当时才九岁，她还记得母亲问我们希望把房间装饰成什么风格。艾米希望她的房间像一条船，母亲就给房间装上了架子和窗帘，还真像船帆在海浪中飘舞。外祖母也要搬来跟我们住，她住在三楼的豪华套间。我不知道我的房间在哪儿，或许是靠近母亲卧室的那个最小的房间。我那时刚刚满四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在母亲与父亲的婚姻中，她与她的竞选经理迪克·西尔斯有了婚外情。导致母亲产生婚外情的缘由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的父亲也对此避而不谈，但他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我父母的婚姻关系中出现了某些问题，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母亲非常的沮丧和孤独，她的婚外情源于她填补内心空白的迫切需要，然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无论原因多么的纷繁复杂，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迪克·西尔斯是很关键的一个原因。他有足够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能让母亲离开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如果迪克·西尔斯只是我母亲的情人，这个问题就不会变得那么复杂，但迪克不仅仅是她的前情人，也是我第一个继母芭芭拉的前夫。他是迪基、卡特和安德鲁的父亲——我和这三个男孩一起长大，亲如兄妹。在我父母最终离婚之后大约一年，他们与芭芭拉一起搬进了我家，当时我才五岁。这种复杂的婚姻形式看起来像是受到希腊悲剧中的扭曲情节的启发而产生的一种报复形式——母亲抛弃家庭选择与迪克在一起，父亲通过与迪克的前妻结婚而报复她。然而我的父亲却说，他与芭芭拉结婚不是因为受到报复心理的驱使，恰恰相反，他和芭芭拉是被“拼凑在一起的”，而且他在受到伤害之后，这能让他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证词结束之后，凯威利法官将六个孩子带进了审判室，询问我们希望在哪里生活。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印象，我则从法庭记录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玛莎和吉姆希望和爸爸一起生活，艾米和杰里想要和妈妈住在一起，朱迪无法做出决定。我当时才两岁，被排除在外，因为我还太年幼，无法理解或是回答问题。姐姐朱迪说，那天她的犹豫不决一直折磨着她，要是当初她能够非常坚定地做出权衡让法官知道她想跟妈妈住在一起的话就好了。
今天，法官是绝对不会邀请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进入法庭去处理这种事情的。研究家庭和儿童的心理学家都知道，孩子们实在太小了，无法承受如此大的负担。如今，法庭对儿童的评估会考虑到每个孩子的发展历史、孩子们目睹过什么、每个孩子所经历的分离和损失、孩子们对父母离异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父母双方的依恋。但在20 世纪60 年代，大多数法官并不像如今的法官一样具备认识孩子心理的知识能力。
在为期六天的听证会结束后，凯威利法官审议了证词，并做出了最终决定，将共同监护权判给了父亲和我的外祖母，母亲仅仅能够在每年夏天和我们生活一个月的时间。他还补充了一项特别条款，芭芭拉·西尔斯和迪克·西尔斯都不具有监护权。我们仍然和父亲以及外祖母住在一起，但如果伊迪丝无法担任监护人，父亲也无法承担单独的监护权，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审判。母亲允许在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去魁尔街看望我们，此外，在假期、孩子的生日当天她可以去看望我们，在“轮流的周末”我们可以去她的公寓。遗嘱检验法院的文件中还规定，“任何子女生病都应该通知她，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去看望他们”。
伊莱恩告诉我，我的母亲被她的失败所彻底摧毁了，也感觉到被她自己的母亲深深地背叛了。在和父亲离异的时候，她最初在协议上签字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信任自己的母亲。“我想她真的以为她可以把你们要回来的，”伊莱恩说，“那是她赖以为生的支撑……她依靠着这个希望生活，她是那么肯定。”伊莱恩的声音非常沉重，她叹了口气，“她是求自我保护才离开你们的，但你的母亲却看不到自己并无希望获胜这一点没有母亲放弃了她的孩子之后还能再让他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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