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山（山阴西部山区的主山脉）的屹立，是雁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象征。1941年，雁北地区成立了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我调任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敌人正在加紧搞“治安强化”运动，搞“总体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蚕食”根据地、压缩根据地。当时，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和敌人“挤”，即敌人蚕食我根据地，而我们则要把敌人挤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组织武工队，利用洪涛山的有利地形，在敌占区和接敌区附近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带领一个平川工作团，在大同、怀仁、山阴、朔县铁路以西广大平川地区进行活动。我们当时有40多人，分三个小队。 当时大同、口泉、怀仁、岱岳、朔县，还包括一些村庄，如刘晏庄、神头等都设有敌人据点，并经常对根据地进行大大小小的围攻。在敌占区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我们和敌人拉锯的地区还有“两面政权”，再加上敌人特务的频繁活动，形势严峻。我方除了原六支队的骑兵营、步兵营和地委所领导的一个步兵营以及主力部队的警备六团（在雁北短暂活动一个时期）打击敌人外，在这个地区经常活动的是我们这个小小的40多人的武工队。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驰骋于敌占区，纵横数百里之间，靠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人民群众，二是靠党的正确政策。 我们的活动主要是依托山阴县西部山区，包括怀仁县西部山区，中心是在后石门村一带，其他的小队在山阴、怀仁、大同、朔县之间，但比较巩固的依托大都在山阴县、怀仁县西部山区。我们以山区为轴，北起大同，南到朔县，呈扇形展开，面向同蒲铁路线，向平川的敌占区、敌据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首先，按照党的政策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对敌占区、接敌区实行群众性占领。我们活动的地区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山上和山下靠山边的村庄，这是我们比较可靠的依托地，有公开或半公开的抗日政权。二是广大平川，这里大部分是“两面政权”，即一面作为我们的依靠，掩护我们做工作，一面又要应付敌人。第三是敌据点，不管是基本群众，还是伪政权人员、汉奸、特务，我们都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办好事，不要真心实意地给敌人办事，还要他们掩护我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情报，买军用品等。当然对基本群众、敌伪人员，在依靠和利用方面的政策是要区别的。 通过做上层敌伪人员和普通敌伪人员工作以及更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我们的群众基础更加巩固，活动更加自如。因此在平川我们就可以昼伏夜动，甚至到同蒲路以东应县一带敌占区去活动。还常到敌人据点中去工作，连大同、口泉、怀仁、刘晏庄等敌人的大小据点我们都常去，我本人就曾到过刘晏庄敌据点一次。“两面政权”是我们向群众进行工作，向敌伪作斗争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搜集敌人情报、资料的源泉，为我们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打击敌人起了积极、重要作用。山阴县苑家辛庄（抗战时归怀仁县管辖）抗战时的敌伪代理大村长王天贵，就曾利用大村长的身份为我方做了许多工作。当我们白天在这个村隐蔽时，他就把来该村的敌特、侦探巧妙地安排在另一个地方，伺候他们抽大烟，走的时候还送他们一些东西，以取得敌人对他的信任，保护我方工作人员的安全，为抗战胜利做了应做的工作。我们还经常向敌人散发宣传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宣传群众抗战的威力。而这些宣传品的制作，也大部分都在“两面政权”内用他们的油印机和纸张印刷的。王天贵和会计杨茂豫就曾为我们多次刻印印刷品、宣传品。为此王天贵被敌人抓去关了一段时间，后因得不到证据，王又托人求友，花了七百现大洋，敌人才把他放了出来。 群众性占领也是在没有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组织宣传人民坚守敌后根据地，继续高举抗日旗帜，同敌人斗争，争取抗敌胜利的巨大潜在力量。虽然有的群众为此而遭到敌人的迫害、屠杀，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人民的抗战意志是摧不垮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各种方式同敌人作斗争，而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屈服。当我们被迫退出这些地区后，那里的群众仍然坚持斗争，有的继续为我们送情报，有的暂躲他处安身，寻机再战。后石门村的王德玉就是这样。过去他对我们的吃住、转移、到敌占区活动，都给以积极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与他形影不离。当我们退出后，仍和我们保持联系，并把情报送到平鲁西部我们的驻地。当敌人知道他和我们有联系要抓他时，他才被迫跑到内蒙古四子王府，而不向敌人屈服。还有魏庄的魏发等人，虽被敌人抓去，但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第二，打击敌人和争取、瓦解敌伪两手并用。 当时敌强我弱，我们的部队只得分散打游击。但并没有停止对敌人的攻击，相反倒是积极地伏击敌人、袭扰敌据点、抓汉奸，破坏敌交通，消耗了敌人力量，使之不得安宁。为此，敌人对雁北地区进行了10多次围攻，并到处设据点。这给我们的活动造成很多困难，但同样也大大地束缚了敌人，使敌人兵力分散，活动受到牵制，为我们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手。我们的敌伪关系有数十个，有比较可靠的，有的只是一般利用。通过他们，我们搜集到了敌人的情报，了解了敌人的军事行动，摸清了敌人“治安强化”的部署和实行措施，掩护我工作人员，帮助购买军用品，在敌人内部做有利于我们的活动等等。更使人难忘的是通过后石门村的王德玉同刘晏庄的敌大同宪兵队苑生明和宪兵队特务苑生茂（苑生明的弟弟）的关系而争取了刘晏庄警察署长贺礼。 经过王德玉和二苑的工作，该警察署长贺礼同意我到据点和他会面。一天晚上，由壬德玉陪同，我同警卫员杨万贵和工作人员沈茂林一起到了刘晏庄。 贺礼身穿便衣，在苑生明家和我会面，相互间谈得很融洽。在交谈中我们商定，敌人的活动情况他想办法传递给我们，如果他和敌人一起出发进攻我们，他的人不要真打，还有不要欺侮老百姓，对他暗中帮助我们的功劳是要记上一笔的。另外我们要设法保护他，如打他的据点也不真打。最后我说，他的功劳我们不会忘记的，功过是非人们会记得清清楚楚的（这次和贺礼会见的情况、内容都向晋绥军区政治部作了报告，上级肯定了这些做法）。这之后，我们在这一带活动就更加方便了，群众受害的程度也比过去少一些。贺礼通过苑生茂给我们传递情报，并帮助我们买过军用品。另外，苑生茂不仅暗中帮助我们工作，抗战胜利后还当过我们的大村长，后被阎锡山顽军杀害。 武装对抗，“蚕食”与反“蚕食”，瓦解与反瓦解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抗战八年，经过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雁北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山阴地区洪涛山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也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人民哺育了我们，是雁北人民哺育了我们，才使我们有了今天。愿雁北地区、愿洪涛山人民、愿山阴县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前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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