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方时，本来便同情国民革命，并曾在文化阵线上尽过极大的努力，以致因此不能在北京立足而不得不远迢迢地跑到南方来。现在有了机会，他自然是要到那地方去看看的。而景宋自从知道了鲁迅不安于厦大的环境和中大电邀鲁迅的消息以后，便也一再地劝他赴粤。在十月廿二日给鲁迅的信里，她说：“倘有人邀你的话，我想你也不妨一试，重新建造，未必不佳。”廿三日的信说：“广州情形虽云复杂，但思想言论，较为自由，‘现代’派这里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来一下。否则，下半年到那去呢？上海虽则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她在信尾又自注道：“我这信，也因希望你来，故说得天花乱坠。”由此可见其希望之殷。在十月廿七日的信内，又说：“以中大与厦大比较，中大较易发展，有希望，因为交通便利，民气发扬，而且政府也一气，又为各省所注意的新校。”她的这样殷切的劝驾，在鲁迅的行止上会发生相当影响，自然是极明显的事情。他在动身以前，对广东怀着很大的希望，准备着一些计划。中大的月薪仅二百八十元，不及厦大优厚，而工作却反比厦大繁苦，生活及应酬之费，也较在厦门为多；但他却“并不计较这一层”，以为“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好了”。他热心地希望把中大的文科办好，在将到中大前给景宋的信里，一再说：“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中大如有可为，我还想为之尽一点力”。又说：“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还有：“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他便是抱着这样的“梦幻”而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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