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比由陕、甘、新疆移节两江，亦觉案牍之劳形，酬接之纷扰，人心之不同，时局之变易，辄有愿得一当以毕余生之说。匪惟喻诸同志，且预以白诸朝廷。盖凛乎晚节，末路之难，谣诼之足损吾素节，实则神明重于形躯，诚不欲以外而移其内，理固如是也。而论者不察，辄以公于章君不录其功，疑公之矫，不知公之一生死齐得丧，盖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计也。论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为最大，不言禄而禄弗及，亦奚当焉？余与公交有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及莅两江，距公之亡十有余年。于公所为，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谅与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夫心之安，则可告之己，亦可告之公也。章君寿麟，出此卷索题，识之如此。
光绪九年癸未秋七月，左宗棠书，时年七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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