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存《游仙窟》古刊本则以光明天皇庆安五年（二八五二）刊本最为著名，不仅因为此本是后来比较流行的东山天皇元禄三年（一六九〇）刊本《游仙窟钞》的底本，更因为后来不少校点本和注释本也往往是以它为底本的。不过，近来被影印出来的一种“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旧收藏者是已故大佛次郎，现收藏者为林望），被认为是它的原刻本，更引起了学人们的注意。一九八三年日本和泉书院影印了“无刊记刊本”，书前有葳中进所撰的《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游仙窟）解说》，对这一本子的版式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长二十七点四厘米，宽十八点七厘米共父八十五张，一张纸每半页设有长二十点五厘米，宽十五点九厘米的框，内八行，行十五字。此本正文中有大量的双行夹注。卷末还刻有一段文字：
嵯峨天皇书卷之中，撰得《游仙窟》。召纪传儒者，欲传受也。诸家皆无传，学士伊时深愁叹。于时，木岛社头，林木郁郁之所，烧木结草，有老翁闭两眼常诵之。问，读《游仙窟》云云也。伊时闻及，洁斋七日，整理衣冠，慎引陪从，参诣翁所。”谁来？“答曰：“唯唯。”跪申为得《游仙窟》所参也云云。翁曰：“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年阑倦事，仅所学诵而已。”重申愿教此书：“仆苟候王家，居学士之职，少幼暗文无读，垂哀矜。”翁谙读之，伊时付假名。读一帙毕，还归之。后送种种珍宝，庵迹异香郁郁，无其迹。其后感书，几乎大明神为化现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授申圆禅庵序毕 文章生英房
一般的研究者都称道段文字为“跋”，是因为它被置于卷末，但文中明明有“序毕”二字，因此这段文字理应是一段序文，不知为何被置于卷末？“庆安五年刊本”与这个刊本的刻版是完全一样的，连这篇“序”的位置也一样，只是在“序”后的空白处多了一个长十四点八厘米，宽五厘米的黑框“牌记”，黑框内所刻文字为“庆安五 壬辰 岁孟春吉旦中野太良左卫门开板”。葳中进在《解说》中认为：“比较二者的印刷效果看，无刊记刊本很清楚，相比之下，庆安五年刊本稍欠清楚，显然可证明是再版本。”此前，神田喜一郎亦曾发表过与此差不多的看法，以为“无刊记刊本似乎要古老一些”一二。笔者直观地看影印本，“庆安五年刊本”像是使用“无刊记刊本”原刻板的“再刷本”，和大家的感觉一样。但因只有道两个本子孤立地对照，这类问题实际很难说准确，如果有材料证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也是不会令人吃惊的。但不管怎磨说，被称为“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和被称为“庆安五年刊本”的《游仙窟》实际上是一种刻本，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两个本子只是刷印有先后罢了。但因为有了“无刊记刊本”，这个刊本最早刊于何时，就成了一件很难确定的事了三一。
“无刊记刊本”（以下也代指“庆安五年刊本”）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正文中有大量的双行夹注；二是文末有“文章生英房”的“序”。根据这两个特点，学界已经普遍认定另一种流传颇广的刻本“元禄三年（二八九〇）《游仙窟钞》本”（或称为“元禄三年刊本”或“元禄刊本”）是直接承袭“无刊记刊本”的。“元禄刊本”是小型纸本，书末“牌记”不仅刻有书肆名，还明确刻出“元禄三龙次庚午仲秋上弦日”字样，而且卷首东海散人《游仙窟钞序》亦署明“时元禄三年春三月东海散人书于休休亭”，刊刻的时间是十分确定的。其封面题为《游仙窟钞》，署“唐张文成着，日本学士伊时点”，后一个署名明显是根据“无刊记刊本”的“文章生英房”序文杜撰的。卷首刊有三篇序文，被“无刊记刊本”置于卷末的“文章生英房”的“序”被置于第三（可能刊印者已经看出“无刊记刊本”将其置于文末不是很妥当的，或其另有所据，未可知也），正文及夹注则全录，只是全篇被分为五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刊本增加了几幅木刻插图，还增加了大量假名注释。这些显然都是为读者考虑的，也说明了这个刊本的商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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