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美籍华人知名作家。
    1958年生于南京 
    1987年自费留学美国 
    1991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
    1997年起在哈佛大学住房研究所工作，现任该所高级分析研究员 
    1998年出版英文自传《红屋三十年》，曾获全美“杰出图书”称号 
    2006年出版英文小说《狄仁杰故事集》，目前正由一家法国出版社翻译成法语出版

　　人到中年，闲书闲话。品书论人，雅趣横生。犀利文笔，暖送人文关怀。无论是寻求知音的学子、把玩图书的文人、急于休闲的白领、退休怀旧的老人、饥渴新知的青年，还是只想要增添饭余酒后谈资的食客，通通会在《闲书闲话》里发现俯拾即是的文化典故、几分独特深邃的见解和一整个儿悠然脱俗的品味。

　　读书与读人
　　“小看”张爱玲
　　写下这个题目后赶紧加上引号，生怕天下张迷跟我急。其实我的意思是从小处着眼来看张爱玲，因为似乎大处都已被人瞧遍了，用不着我来唠叨。不过香港作家李碧华说得挺好，她把张爱玲比作一口古井，四方君子尽情来淘，但“各个淘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张爱玲）。实话实说，我就从来没有“真正”领略过张爱玲的好处。当年因夏志清的介绍而去看了一眼张爱玲的小说，并没有立马成为张迷，而是成了《围城》的扇子。印象中看张爱玲的作品有一定阅读障碍，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与同龄人相比，张的文字也许是最为现代化的，或者说更接近通俗口语，所以直到今天也不为过时。但同时其文字里又有一种强迫你慢慢仔细阅读的神秘力量，不容你一目十行。一般看小说我哪有这等耐心，可是稍微看得快一点，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白看。
　　没有成为张迷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当时正在热迷欧·亨利，而这次读书才知道张爱玲不喜欢欧·亨利，说是“正如食物味道恰巧不合胃口”，可见年轻时的我不可能与张氏投缘。当年看张爱玲还有一大疏忽，即误把她和鲁迅一起当成历史人物了，没留意她还健在，以致于她1995年在美国孤独逝世几天无人知晓而成为社会新闻轰动于世那会儿，我还以为是旧闻炒作，无非是为了渲染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此后的效应便是张迷四起满天下，不看张爱玲就等于没文化。我生性不爱赶时髦，众人一哄而起，反而似一堵高墙把我隔在外面，让我更加看不清张的面目。
　　近日拿起这本《张看》，却原来不是当年出版的那本同名作品，而是今人陈子善将张的散文一网打尽后结集出版的合订本，可谓张的散文大全，补我一次得窥全豹的机会。从小处着眼，我留意到张的童年生活。过去只听人渲染其贵族后裔的一面，而不知道家有晚娘，形同庶出，时而有面子，比弟弟得宠，时而遭诬陷，被打得头破血流，居家如坐牢。缺乏母爱的童年加上后来与生母和姑姑住在一起，让青春期和刚成年的张爱玲生活在一个全然女性的世界，在胡兰成到访之前，眼中男性之恶劣猥琐堪以其老爸和幼弟为代表。缺光而多彩的生涯，造就了张对颜色的特别敏感。家族的没落遭变，导致张爱玲自闭与圆滑的双重个性：一方面连贩夫走卒都羞于面对，另一方面又具备十足上海人精的世故老练。那个为了作者玉照和出版商软磨硬泡让其多次制版修补的精明女性若不是出自作者自己的笔尖，谁敢相信啊。同时，这样一个经常为妇女说话的女权主义代表，照样敢于写出这样的句子——“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
　　她那没落贵族的一面当然也有深深印记。张爱玲离开父亲家以后曾在舅母家住过，有一天舅母说要把自己女儿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爱玲穿，张后来这样写道：“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不仅对这样的小事敏感，张爱玲对美食的记忆和考究更是令人难忘。一篇《谈吃与画饼充饥》写得如此绘声绘色，这表明她才是吃遍天下的美食家，小巷深处的陆文夫又哪能比得上。
　　客死他乡无人问的张爱玲是不幸的，但这不幸是短暂的，不仅由于所带来的新闻效应的巨大冲击，更因为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中国大陆的巨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变迁当时已经为重新接纳张爱玲做好了充分准备。经过半个世纪的蹉跎岁月和戏剧性变化，上海和中国终于又成为张爱玲可以走红的地方。
　　即使在灾难深重的“文革”年代，张爱玲也是属于相当幸运的，居然躲过了疯狂政治批判的锋芒。那时不仅“左翼”作家在“文革”中首当其冲，鸳鸯蝴蝶派也难逃被点名批判的下场，连早已离乡背井的胡适亦难免遭几声唾骂，唯有张爱玲被历史暂时遗忘，逃过一劫。换作别人，单凭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早就被当做汉奸婆娘臭骂了。更何况其1945年发表的旧作中竟有这样的句子，当女友说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张说：“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板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着呀！”这可就是从沦陷的香港回到“孤岛”上海三年以后的张的散文啊，终于叫我这个南京人看在眼里。我不知道当年屠城的屠夫是在几年之后进化成或者是被换防成“天真的、红脸的小兵”的。看来我对那段历史还是太无知，所以才会大惊小怪。不过联想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民间数次反日浪潮和愈演愈烈的愤青话语，我不禁要为张爱玲能幸免于汉奸的骂名而拍手叫绝。这种种历史巧合与哑谜让我成为一个“张迷”，越来越迷迷糊糊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写手，且不说她是弱女子还是女强人，能够如此犯忌却不失众爱，其魅力之无穷难道还容置疑吗？就算我至今尚未能够领略其美，恐怕也非得要盛赞一声，难道不是吗？
　　初识张五常
　　说初识，其实我并未见过张五常，只是初次读了他一本书。过去曾久闻他的大名，知道他是经济学家，好像他还自命为发现杨小凯的伯乐。说实话，总体印象不算太好，因为传闻中他是一个狂人，似乎撒野的时候多，说理的时候少。但这次读完他的杂文集《伟大的黄昏》（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初次体会他的心态人格，印象则多有改观，所以日初识。
　　简而言之，这次阅读经历包含了几个“未想到”，当然可能都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所致。首先未想到他在香港还是“专栏作家”，与董桥搭档，一、三、五，二、四、六，隔日发稿；其次，过去只闻其狂，未见识其尊师的一面，这次才看到他对自己三位经济学导师前辈如此毕恭毕敬，虽然字里行间不无一丝拉虎皮做大旗的卖弄，但言多诚恳，尊师意切，颇有些知其师、莫如其弟子的权威性。更难得的是，少则三言两语，多则一二千字，就使一个个经济学大师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从散文创作的角度看，不愧为成功之作。
　　更多的“未想到”，来自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实未曾想作者历经贫困的童年，还有过摄影的爱好和成就，更想不到少年时还曾教过比他小两岁的容国团打过两小时乒乓球。两人后来一道在香港街头流窜，靠技巧打赌骗吃混喝，直到容国团1957年北上内地打球，一举成名天下知。    最出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大谈英文写作，归纳出中国人学英语的若干窍门，尤其是强调书写英文短句之重要，其见解颇有见地，深得吾心。其对英文写作的心得，来自于在美国念书时的实际锻炼，与区区在下之经验心得可谓不谋而合。
　　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其杂文既展现了才华横溢、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唇枪舌剑的一面，也暴露出横蛮、专断、刻薄、孤傲的特性。似乎他正是靠这批“经济文章”替自己在国内赢来了名气与市场，但在我这里反而不是十分看好，这大概是我这人不合时宜之处。
　　这本书里最令我佩服心动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思想的一篇，是《时间决定思想的普及》。作者写道：“无可否认，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中，适合时宜的思想会使其作者大名远播，这是时势造英雄。我的疑问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时事。不合时宜肯定是不能的。问题是：‘合时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样了？政府的政策会否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呢？我认为’不一定，多半不会。但因为‘合时宜’，思想家会被政府或压力团体利用。”读到这里，我仿佛茅塞顿开，把以往被颠倒的历史统统都给重新又颠倒了过来，算是理顺了思想、个人、群体与政府的关系。
　　可惜带着这般洞彻的领悟来读那篇叙述其三位导师晚年平静生活的同题散文《伟大的黄昏》，则不免多少生出一丝淡淡的哀伤。眼见那一位位风烛残年的高龄教授逐渐离我们远去，十二分的敬意中如今又掺杂了三分看穿一切、不过原来如此的心知肚明，更加体会到黄昏中的伟大原是以黄昏为前提的。
　　重读汪曾祺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小说了，仿佛年龄越大，读小说的兴趣越小，相反，写小说的冲动倒是时不时地阵阵袭来。我知道，这当然并非是什么文曲星惠顾，深究起来，怕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逃跑主义在作祟。当非虚构的自我表达遇到障碍，便幻想着虚构也许可以帮助自己跳出这个圈子。然而，正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初试小说创作之后，如今才对个中甘苦略有切身体会。
　　年轻时曾断断续续读过几篇汪曾祺的小说，觉得不错，也大致知道哪几篇是他的名篇，但印象不深，只记得他的文字有些独到，还晓得他曾执笔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集体创作。这次偶然拿到的选本就是以名篇《受戒》为题（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汪曾祺），是作为丛书“《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的一本。可惜没有交代还有其他哪些人和书入选，当然，无论怎样，这50强里总是会有汪曾祺的。
　　大约是因为有了小说创作的亲身体会，这次阅读的感觉与以往大不一样。首先，发现所谓名篇虽然挺好，但真正令人叫绝的却是另一批作品。其次，好像越是短篇越精彩。最后，他的绝活儿是那些描写民国时代乡镇生活的超短篇。不急不忙轻描淡写地开了头，慢慢叙着像是铺垫，不料故事已经说完了，有时甚至并没有太多故事，但人物形象却已深深扎根于读者心头。这是何等功夫！
　　由于每篇人物从事一种不同的职业，于是把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给写了个遍。这让我想起当年梅兰芳的文化老师和挚友齐如山先生也曾出过一本小册子，专谈京城杂业一百行。因为不是小说，没有人物故事，所以远没有汪氏小说给人的印象深。哪怕是单从保存民粹民风的角度看，恐怕也是汪氏小说的作用大。不过因为两人都跟京剧有如此密切的关联，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甚至必然，没准儿汪氏也曾读过齐氏的册子而受到某种启发。
　　汪曾祺写小说，无疑受到其师沈从文的影响。风格上的相近是显然的，尤其是像《受戒》这样一些篇幅稍长一点的作品，这也是我特别看中他的超短篇的原因。只有在这批作品中，汪曾祺才是独一无二的。写长了，则赶不上沈从文，更没法与鲁迅的《阿Q正传》比影响。但若与短篇幅的鲁迅小说比，汪曾祺的功力远比鲁迅强。
　　这次我还惊奇地发现汪曾祺和张爱玲居然同生于1920年，又都在四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更巧的是两人都因文字及文学风格独特而留名，而且都是唯美主义者。不同的是张爱玲少年得志而汪曾祺大器晚成，当张爱玲早已日薄西山之后，60岁的汪曾祺才开始如日中天。老汪那志得意满的晚年，似乎给尚未“中举”的范进们或者说网络写手们留出一片不小的希望之大。
　　我还注意到汪氏小说质量的参差不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所写的当代故事远远比不上他那些民国故事精彩。这又是为什么？虽可以勉强解释为政治原因，但他的情况又与他上一辈作家非常不同。沈从文是完全搁笔了，其他人是写不出从前的水准了，而汪曾祺则是可以完美地写出过去年代的故事却不能得心应手地刻画近代身边的人物，这就似乎又不完全是缺乏自由的政治原因了。其实在这一点上许多技巧远不及他的晚辈作家，看来这恐怕与汪曾祺后来的生活有关。作为样板团的编剧，他所经历的“文革”与一般人当有所不同，感受会不太一样。更何况他还曾被划为“右派”，用他中学同学巫宁坤的话说，他“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更重要的是，如他自己所说，他追求的不是意义而是美。正是对美而不是意义的追寻造就了汪曾祺的文名与地位。聪明地躲开政治，既成就了他晚年的“大红大紫”，也留下了身后的遗憾。

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
读书与读人
“小看”张爱玲
初识张五常
重读汪曾祺
再遇梁遇春
春华秋实梁实秋
叫我如何不想他
生不逢时的池莉
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韩寒
小巷深处的美食家
“旧友”成“新知”
读书与读人
千金散尽老来穷，一生知己红颜众
飘零一生殊浪漫，立地成佛苏曼殊
说起《风凉话》
倒霉蛋冯达
大使有声有形，总理无姓无名
读《黄源回忆录》有感
读《邵燕祥自述》
沙叶新=“少十斤”
读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
小天地走出大学者
老玩童韦政通
读书与共鸣
听哲学家说文学
由《书鱼知小》到小知书鱼
大智不若愚
读书与共鸣
百年风流浪淘尽，万绿丛中几点红
北京是可以抚摸的吗?
遥想北大之大与小
我爱《老照片》
散墨成剑
《玫瑰坝》之幸与不幸
轻若鸿毛，重能撼山
《剑桥流水》之流水
无聊才读书
开卷有益　书亦有伤
晚读董桥
认知与表达
余墨不余
书香与自然
闲话西滢
夏志清的《鸡窗集》
开卷有益书亦有伤
浪漫的偏见与偏见的浪漫
刘心武的新“红学”
由无名文学到文学无名
年年岁岁一床书，昨夜谁幸伴君眠
走向历史的董桥
失缺历史的越剧
一孔之见　一己之得
从林妹妹起死回生说起
文化与造假的怪圈
学术尊重与噤若寒蝉
一禅两说
道可道，非常道
武林、梨园、杏坛
谈古说今为哪般
山外青山楼外楼，海外文坛结思果
读孙犁散文选集兼与钱谷融教授商榷
一孔之见一己之得
内心的尴尬
有爱道不出
好一个《南京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