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业余伟人更是层出不穷，许多所谓的原始资料实际成了对历史视线的干扰。
我们企图依赖的历史或者记忆，充其量只是可证的历史和尚未遗忘的记忆，而不包括那些不可证的历史和已经丢失的记忆（暂且这么说吧，已经丢失，就不叫记忆了），那么它们就不是历史和记忆本身，而只是代用品，而且代用品与本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残缺的部分可能刚好关乎事件的实质，它们的丢失可能直接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评判。即使是历史和记忆的残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可以证明的事件，证据明天就可能丢失；今天的记忆，明天就可能忘却，而过去仿佛从未存在过的历史证据和记忆片段，又可能浮现出来。于是，历史抑或记忆中的所谓“真实”，也是在不断变动当中的，昨天的“真实”就可能与今天的“真实”打架，今天的“真实”又可能与明天的“真实”过不去。散文将根基建立在“真实”上，显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散文界所坚持的所谓真实，本质上却只不过是组接、利用、想象，甚至……虚构。连体制散文家们自己，也无法贯彻他们所奢求的“真实”。比如《海市》中说：“我不禁赞叹着说：‘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富足得很。’”如果不去注意“大跃进”失败之后饿殍遍野的现实，我们几乎要上杨朔的当。但杨朔本人，无疑对他作品的虚假成分心知肚明。扬言“真实”，实际上成了一个骗局。更普遍的事实是，散文家们在真实的旗号下回避真实，因为连他们自己也看破了所谓真实的不可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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