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90年代初的这几年，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充分描述的时代，即使仅仅在文学，在诗歌的范围内。这几年，也许失去了80年代的那种确信和稳定，但也不是那种现在已经到来的平淡（平庸）；各种思绪、冲突在这个期间得到真诚的暴露。91到93年在东京，由于讯息的欠缺，对国内诗坛，特别是“民间诗坛”的情况我了解甚少。94年以后，才陆续补读一些作品，多少了解到这些年一些诗人在孤寂中所做的坚忍工作，也读到像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王寅、柏桦、于坚、张曙光、臧棣等写于90年代初的作品。由此更深切意识到，近来经常发出的对90年代诗歌的责难，对许多诗人来说实在很不公平。即使如顾城这样的事件，从一个方面说是让诗歌蒙受羞辱，但从另外的角度想，也可以窥见诗歌在间接反射时代问题上呈现的那种前沿的尖锐性？好像有的评论家是从这个方面去分析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好几年了，我却才见到。①在这个集子里，《人与事》是作家66岁时写的第二篇自传性质的文字，另一篇是写于1930年的《安全保护证》。这里有一段写到20世纪俄国诗人的自杀。在诗人之死成为我们诗坛主要话题的年代，很自然引起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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