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现代诗论中提出中西诗歌艺术“沟通”观点的最早的思考。但是，我们所要强调说的不是他的这一个方面。问题主要在于，李金发自己，对于“东西作家”在“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等方面的“同一”之处，就不甚清楚；至于如何去实现“沟通”中国传统诗和西方现代诗的艺术这一愿望，他在这里和以后，就从来没有更具体的理论设想，而在创作实践中，他的三本于匆促中草成的诗集中的作品，虽然也用了一些传统诗歌的句子和意象，但往往是生硬的“嫁接”，而非有机的“融化”，或如他说的“调和”，且被他那些过重的模仿带来的浓重的欧化与晦涩的气息所淹没了。他的美学追求的重心和根基，是放在西方象征派诗这个单一的基石上，本身说对二者的“根本处”“不敢有所轻重”，实际上他还是过分看轻了漠视了传统艺术的力量。因此，他所提出的把东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调和”的愿望，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泡影。<br> 稍后，创造社的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在他们尝试象征派诗的创作实践中，也在自身意识中具有关注中国传统诗的“民族色彩”的美学意向，对于西方象征诗人与对于晚唐诗人杜牧的作品的“朦胧”性，做同时的关照①；他们有些作品，在接近民族的审美情趣与语言运用的传统色彩等方面，也表现了对李金发诗的超越，为中西诗歌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融合，迈出了幼稚而可贵的步子。但是，由于或者过分注重对于音乐成分的依赖，或者过于注重对古典诗歌意象、词句的原样的撷取，对形式与情调的追求超过了象征内涵与表现之间关系深层统一的铸造，便显得内蕴的浅显，缺乏真正的民族的现代象征诗应有的深蕴和品格。<br> 周作人在他的理论思索中，比较早地开始思考新诗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差不多与李金发写作《食客与凶年》跋语的同时，1923年，他就提出关于新诗吸收西方艺术养分的同时，要注意向传统学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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