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多余人”典型系列的发现和概括,曾经像一道耀眼的智慧闪电,一下子照亮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海洋,使得我们可以抓住这条由许多具有精神遗传性的典型形象结成的缆索,从一个重要侧面窥测俄罗斯文学的深奥、博大及其不断深化的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天才的杜勃罗留波夫作出过卓越的建树和贡献。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激进的理论家,他站在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所操的批评方法,主要还是艺术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和典型解剖的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日臻新奇和多元化的今天,或许这不算是怎样新颖的了。可是,读一读《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论文吧,你就会发现,他是多么懂得艺术的本质,他是多么善于透过对人物形象的精辟剖析和绝妙对照,深刻地揭示和描述文学与时代、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他的犀利的理论之笔,凭借形象分析,直抵时代的心脏。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即使在今天,他的理论精髓和批评方法,依然有掩不住的锋芒,依然是我们观察文学现象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也许正是受到上述启示的缘故,在我阅读近年来农村生活小说的过程中,在我发现了一些与时代变革潮流处于精神对垒地位的复杂人物渐次诞生的时候,便不期然地联想到著名的“多余人”形象系列,并且进而萌生了这样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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