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现代性文化的特征表现为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多变的、通常是敌对的关系。尤其是高雅现代主义话语，它总是强调艺术品的自主性，坚持艺术与日常生活文化完全分离，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保持有计划的距离。当下对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这一大分野提出的挑战是以后现代的名义进行的。胡伊森认为，不能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与过去的完全断裂，因为它的艺术和政治策略都深深地扎根于现代性文化的另一潮流——早期先锋派。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现代主义／先锋派不断自我反叛的继续。<br>    安德烈亚斯·胡伊森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德文教授，在此之前则是密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德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是《新德意志批评》的编辑，也是数部关于浪漫诗学和狂飙戏剧的论著作者。他还与人合编过《技术想象》和《后现代：对文化蛮迁的描沭》。

    安德烈亚斯·胡伊森的《大分野之后》是一部十分精彩的著作……一部重要的理论阐释专著。<br>    ——爱德华·W·赛义德

    若坚持必要的“感情和思想的组织”博格达诺夫，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晚期文化激进主义和1917年后的俄国先锋派之间的相似之处，除了给予技术的功能完全颠倒了之外。正是这一相似性，揭示了俄国先锋派和以格罗兹、赫特菲尔德和布莱希特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先锋派之间的差异。<br>    尽管与特莱亚科夫关于艺术作为生产、艺术家作为运作者的观念很接近，布莱希特从未屈从于特莱亚科夫的要求，即艺术被用作心理感情组织的手段。”与其把艺术家描述成心理的工程师和心理组织者，布莱希特认为，不如把艺术家看作是理性的工程师。他的戏剧技巧间离效果主要依赖于理性的解放力量和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布莱希特希望有效地利用资产阶级启蒙原则，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加以批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希特由于辩证地利用启蒙仍然无法抛弃工具理性的痕迹，因而仍然禁锢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揭示的启蒙辩证法中。布莱希特和后来的本雅明在某种程度上，都倾向于把艺术技巧、科学和生产拜物教化，希望现代技术可以用于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建设。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力量最终可以导致其自身的毁灭，这一观点主要根植于经济危机和革命理论，而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变得过时。但是，即便如此，布莱希特和本雅明之间的差异比他们的相似之处更有趣。布莱希特没有把他的艺术技巧观念绝对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本雅明在有关复制的著名文章中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本雅明从未像布莱希特那样绝对信赖过理性的解放力量以及间离效果。布莱希特也从未同意本雅明的救赎论及其认为历史是一种建构的观点。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br>致谢<br>前言<br>第一部分 消失的他者：大众文化<br>1．隐匿的辩证法：先锋派——技术——大众文化<br>2．阿多诺的反面：从好莱坞到理查德·瓦格纳<br>3．女性化的大众文化：现代主义的他者<br>第二部分 文本与语境<br>4．机器与妖妇：弗里茨·朗格的《大都市》<br>5．生产革命：海纳尔·穆勒的教育剧《毛瑟枪》<br>6．认同的政治：《大屠杀》和西德戏剧<br>7．记忆、神话、理性之梦：彼得·韦斯的《对抗美学》<br>第三部分 走向后现代<br>8．波普艺术的文化政治<br>9．寻求传统：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br>10．绘制后现代地图<br>注释<br>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