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问
……一位长发妇人，长着一头蓬松的、泛着红光的、像演员一样不太自然的棕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才二十三岁（我十九岁），当时她的头发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无需染整，可眼下尽显老态，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娇小疲弱的身躯，略微宽大的手腕，平坦的胸部，宽胛骨的双肩，以及海鸥双翼一般的盆骨，一个空荡荡的躯壳，人们或许不愿多想一下她赤裸时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她常常衣着华丽却不免造作的原因。她有过一个丈夫，长着浓密的髭须，因为黑手党人的惠顾，出人意料地成了东区一家饭店的老板。他们分了手，接着吵吵闹闹地离了婚。两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被打发到了绿草丛生的寄宿学校，孩子们看起来像是另外一对父母所生。她说：“为了呼吸新鲜空气。”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们在中央公园的一棵枫树下闲逛。我们的自行车双双并排着，朱莉那辆是她自己的（过去她经常骑自行车），我的是租来的。朱莉承认，最近能用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上合气道班，做顿便饭，打电话给孩子们，继续谈情说爱。但用来疑惑的时间，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在这里了——几个小时，整整几天。
疑惑？
“关于……”她看着地下说：“噢，我或许开始对那片落叶与别的落叶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了。”她指着一片叶子，又指向旁边的一片也已经发黄了的叶子，它那残缺不全的叶尖同第一片的叶脊几乎形成直角。“为什么它们躺着恰好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是别的形状？”
“要我解释，是因为枫叶从树上飘下来便是这个样子。”
“可是，它们之间有一种关系，一种联系……”
朱莉，我的姊妹，可怜而富有的迷失者，你是疯了。（这是一个疯狂的问题；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可我没这样说，只劝慰她：“你不该问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她没有回答。“即使你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也不会知道。”
看，朱莉。听，彼得·潘。与其聊枫叶——那太荒唐，不如来谈谈人。毫无疑问，今天下午两点至五点之间，八十四名愁眉苦脸的越战老兵正在闹市区的无窗办公室里排队接受福利体检，与此同时，十七名妇女正坐在派克大街某外科医生诊所里的紫红色人造革椅上，等候做乳癌检查。然而，要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是毫无道理的。
或许有几分道理？
朱莉并没有问我对什么感到疑惑，诸如：
有什么不对劲？
一块厚厚的黄褐色的东西在每个人的肺叶上沉淀——是抽烟过度日积月累的后果。胸腔感到压迫，饭后常常伴随着恶心。
朱莉本来就很削瘦，最近又设法减了不少体重。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只有面包和咖啡才没有让她恶心。“噢，别这样！”我喃喃地说——我们正在通电话。那天晚上，我去她家，查看她那有气味的空冰箱，想把窝在里边、装有发霉的汉堡的塑料袋扔掉，她却不让。她嘟哝说：“连鸡肉也不便宜了。”
她冲了一些雀巢咖啡，我们盘腿坐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先聊了聊她现在的情人，那个畜生，然后争论起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封闭历史的观点。我一直很虔诚地捍卫历史。朱莉虽然穿着华贵的长裙，抽着十分名贵的香烟，但她节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太小气了。
每一次都是剧烈的痛苦。也许朱莉根本就不想出门，许多人都这样，喜欢蜗居在公寓里。
这座城市既不是原始丛林，也不是月球，更不是高级酒店。远看它是宇宙的一个污点，一个正在释放能量的圆球；近看，则是一块非常清晰的印刷电路，一个遍布污迹的晶体管迷宫，一个储存哮喘声纹的资料库。只有某些市民的声音有权被放大，并被聆听。
一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妇女，身穿一件颜色比她的棕色购物袋还要深的棕色外套，上了一辆出租车，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到第143大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的交叉路口。”一阵停顿。“开车吧！”寡言少语、体毛茂密的年轻司机打开计程器。她把购物袋搁在肥胖的双膝间，开始哭起来。伤痕累累的塑料隔板的另一边，埃索可以听见她的哭声。
人越多，就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被淹没。
那位黑人妇女很有可能就是多丽丝。她是朱莉的女佣（每个星期一上午去干活）。十年前，她到圣·尼古拉斯大街去买六罐装的食品和一些通心粉沙拉时，她的两个小孩双双死在了一场大火里，这场火灾在一定程度上毁坏了他们的两居室。但如果是多丽丝，她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房子不多不少刚好烧到那里呢？为什么两个
孩子的尸体躺在电视机前恰好是那个角度？如果是多丽丝，那么今天肯定不是星期一，到朱莉女士家干活的日子。因为那只棕色袋子里装有她刚打扫过的那套七居室的女主人不要的衣服，而朱莉从不扔掉任何衣物，也从不送人。
连打扮自己也变得艰难起来。自从复活节那天，布鲁明德尔三楼的时装区发生爆炸，凡是去大商场购物的顾客进门时都要搜身。这个满是裂痕的城市！
如果她不是多丽丝，不是朱莉的女佣，那么也许是多丽丝第二。她的女儿（1965年，亨特学院的文学学士）醉心于巫术，正跟一位与她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士住在一起。这个女人比她母亲更胖，但很结实，拥有万贯家财：罗伯塔·乔瑞尔，黑人艺术皇后，国际著名的独幕剧作者，诗人，布景师，制片人，发音指导，“乔瑞尔肢体意识、运动及功能协调体系”的发明者，传授伏都教的三级法师。这个多丽丝也是女佣，已经七年没有女儿的音讯了。女儿成了这神圣七年的俘虏，期间做过“罗伯塔·乔瑞尔黑人戏剧协会”的舞台助理，乔瑞尔在达喀尔、海地角和费城等地不动产的记账员，两卷本的罗伯塔·乔瑞尔与伯特兰·罗素书信集的辨读员和打字员，还做过这个任何人——包括她丈夫——只能称之为乔瑞尔小姐的女人的贴身女佣。
出租车载着多丽丝——如果的确是多丽丝——朝第143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之间的街区开去。司机在第131街停车等候红灯时，三个棕色皮肤的男孩（两个十一岁，另一个十二岁）用刀子对准他的喉咙，洗劫了他的钱。下班的标示灯一亮，司机迅速把车开回西区第55街的车库里，在一个离可口可乐机老远的角落里，抽了支大麻烟，松了口气。
但是，如果她不是多丽丝，而是被带到第143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交汇处的多丽丝第二，那么司机没有遭到抢劫，而且很快有一位乘客要求去第173街与威斯大街的交叉路口。他应允了乘客。但是他害怕走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个乱七八糟、无法无天的城市！这些年来，自从市政府不再为摩瑞萨尼尔和杭波特两地提供收垃圾服务，街头的流浪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郊狼。
朱莉不经常洗浴。一股难闻的味道。
几天之后，一位中年黑人妇女，提着一个棕色购物袋，钻出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隧道，同遇到的第一位中年白人妇女打招呼：“请原谅，夫人，去女子拘留所怎么走？”这是多丽丝第三，她惟一的女儿才二十二岁，却已经是第三次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服九十天的拘役了。
我们所知晓的超出了我们的应用范围。看看我头脑里的这些东西吧：火箭与威尼斯教堂，大卫·鲍伊与狄德罗，越南鱼露与巨无霸汉堡，太阳镜与性高潮。你翻阅过多少份报刊杂志？在我看来，它们对于我，就好比是邻居的糖果、安眠药或尖叫疗法。每天我都从第110街的一家小烟店取报纸，这是那个脾气很坏的林肯旅退伍老兵办的，而不去找离我更近的，百老汇大街木屋报亭的盲人报贩。
而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呢。
人们在努力做什么？
我们周围的人，就我所见而言，都力求过平淡的生活。但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一般看来较为可靠的平淡，也求之不易，远不如从前了。
昨天朱莉来电话说，她在一个小时前下楼取了她洗的衣服，我为她感到高兴。
人们努力去关注外表。男士们不带枪支，就涂抹睫毛油，亮晶晶的，洋洋得意。人人都陷入了某种道德障碍。
人们努力不去计较，不去过多计较。努力不让自己感到害怕。
多丽丝第二的女儿，确实曾亲眼目睹罗伯塔·乔瑞尔神色庄严，毫不畏惧地把双手伸到了滚烫的油锅里，直到手腕，从锅里取出一些玉米条，揉成一个小薄饼，接着迅速把薄饼和双手重新浸入油锅。没有疼痛，没有伤痕。她需要二十个小时进行准备，不停地敲鼓、吟唱、行礼、拍掌；把微微发咸的圣水盛在锡杯里传递和吸饮；四肢涂满羊血。仪式过后，多丽丝第二的女儿和另外四名信徒，包括亨利——罗伯塔·乔瑞尔的丈夫，护送她回到北迪维耶酒店的房间里。这次旅行，亨利不许和她们同住一层楼。乔瑞尔小姐吩咐，她要睡二十个小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吵醒她。多丽丝第二的女儿冲洗完乔瑞尔的血袍，坐在卧房外的柳凳上，等候她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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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仍然能感觉到自己从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来时的兴奋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还有作为体会强烈的敬慕感的代价的难为情。那时我觉得自己已是小成年人但叉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我的那种认真热情的品质在我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完全形成，它使我现在还继续认为现实还未虱来我看到在我的前面还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一条遥远的地平线。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吗？四十年以后，我还是像在漫长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问着“我们到了吗？”我没有获得过童年的满足感，作为补偿，我的前方总是呈现着一条满足的地平线，敬慕的喜悦载着我不断地向它前进。
——苏珊·桑塔格《我，及其他·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