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曾在烟瘾凶猛发作时，全身因渴望尼古丁而发麻。我在沙发垫子中间翻耙，又爬到橱柜后面，四处搜寻散落的零钱。花上十八个生丁（约合三分半美分）你就可以买到一包牌子叫“巴黎女人”的香烟，每包有四支。我记得曾在喂狗时心里嘀咕，它们吃得比我好。我记得曾和L正儿八经地讨论开一听狗罐头来当晚餐。
那年我们的另一份收入来源，来自一个叫约翰?糖的人（我并没打算用这些一语双关的人名，可事实就是事实，我也没办法）。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当时他与我们的一个出版社在合作一篇与当地有关的文章，从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开一部杂志社提供的汽车，花好几个月时间在普罗旺斯兜转拍照。每当他来到我们的这块山林，他就会来住一晚。因为杂志社还给了他一个工作费用的开销帐户，他会很慷慨地把原本要用来住旅店的钱塞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晚上能有五十法郎。实际上，L和我变成了他的私人客栈老板。在这桩买卖上，糖是个好说话的人，因此L和我都很欢迎他来。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从来不事先打电话，经常好几个星期也不光顾。我们于是学会了不依赖糖先生。他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把那发亮的蓝色汽车停在房前，住上一两晚，然后又消失了。每次他离开，我们都假设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冬末春初。支票没寄到，一条狗被偷了。一点一点地，我们吃光了厨房里的储粮。最后，我们只剩下一袋洋葱，一瓶食用油，还有一袋别人买的，我们搬进来前就有的馅饼面料——那是去年夏天剩下的，已经发了霉。L和我整个早晨都忍着不吃饭，一直挨到下午。可到了两点半，饥饿还是战胜了我们。我们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我们的最后一顿饭。基于原料的缺乏，洋葱馅饼是唯一可做的菜。
我们把拼凑炮制出的那个东西放进炉里烤了一阵，觉得差不多了，便把它取出来放在桌上，开吃。出乎意料，我们俩都觉得它非常好吃。我们甚至把它称为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可毫无疑问这是自我欺骗的一个伎俩，是鼓励自己的一个微弱努力。多吃了几口后，我们就开始失望了。不情愿地，非常不情愿地，我们不得不承认，馅饼还没烤透，中间还是凉的，没法吃。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把它放回炉里再烤十或十五分钟。考虑到当时我们有多饿，考虑到我们的唾液腺才刚刚被激活，再把它放回去是多么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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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
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在《红色笔记本》中，奥斯特笔尖伸向现实事件，无论大或小，悲或喜，剖剥之下，都显示出人生之无可预测、变幻不定的本质。一个烤焦的洋葱饼，一个拨错的号码，一个遭雷击的小男孩，巴黎旅馆里的一张小纸片，所有这些组成的文本，都演绎出 种独特诗学，成为一篇非理论的文学宣言，以至简的、纯粹讲故事的方式铸就。
——《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