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br> 第一课威廉·莎士比亚,《奥赛罗》<br> 在我向你们叙述汉娜·施奈德之死以前,我先要和你们说说我母亲的死。<br>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三点十分,我母亲,娜塔莎·阿丽西亚·布里奇斯·凡·米尔开着她白色的普利茅斯一地平线(父亲给这辆车起了个昵称,叫作“必死无疑”),在密西西比州七号州际高速公路撞上了路边的防撞栏杆,又撞在墙壁一般密集的树木上。她原先计划两天后去牛津的“沃尔沃与无限车行”开回那辆崭新的蓝色沃尔沃旅行车,车行的拥有者是迪恩·金。<br> 她立刻身亡。要不是多亏命运奇异的安排,爸爸在午餐时间左右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不用像往常那样去卡尔霍恩小学接我下课,我的结局也会和母亲一样。爸爸决定不去搭理那些在他的《政治学四百问:矛盾的解决》课程后留下来提愚蠢问题的小子,而要去格迪太太的幼儿园接我,然后,我们计划在位于水谷的密西西比野生动物保护区共度那一天其余的时光。<br> 就在爸爸和我正听人诉说着密西西比州有着全国顶尖的养鹿工程,总共有一百七十五万头白尾鹿时(仅次于得克萨斯州),救援队正试图使用“救生颚”将母亲的尸体从已经损毁得不成样子的车内移出来。<br> 爸爸是这么评价妈妈的:“你母亲是个阿拉伯姿人。”<br> 爸爸喜欢用芭蕾术语描述她(他最爱用的词还有:翔姿,剪姿和巴郎赛姿),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小时候曾在著名的纽约拉松芭蕾舞学院接受过七年的舞蹈训练(后来她听从父母之命退学,转而进入了东区八十一街的常春藤学校),也因为她的生命中充满了美感和纪律性。“尽管受的是古典式训练,娜塔莎却发展出自己的技巧,在那个时代,她因而被家人和朋友看作是一个激进者,”他这么说着,并谈到了她的父母,乔治·布里奇斯和日内瓦·布里奇斯,还有她的童年伙伴们。他们都不理解娜塔莎为何不愿住她父母在麦迪逊大街附近的五层楼别墅,而要住在阿斯托利亚的一间工作室里,不理解她为什么不去美国运通公司或是可口可乐公司工作,而要去“协助康复母亲非盈利机构”卖苦力,更不理解她为何会爱上爸爸,一个比她年长十三岁的男人。<br> 三杯波旁酒下肚后,爸爸谈起了他们在东区八十六街的埃德华·斯提尔曼埃及艺术藏品馆法老室邂逅的夜晚。在一个放满埃及法老木乃伊的房间里,人们正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啃着鸭子,这笔门票收益将用于一项为第三世界儿童所设的慈善事业,爸爸的目光掠过这样一间房间,看到了她。(幸运的是,爸爸的一位享有终身职位的大学同事不能前来,所以把两张票给了他。因此,我应当为我的出生而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诺德·B.列维以及他妻子的糖尿病。)<br> 在爸爸的回忆中,娜塔莎的衣服似乎总在变幻颜色。有时候,她“裹在鸽白色的长裙中,完美的身材尽显无遗,这使她看起来就像《邮差总是按两次门铃》中的拉娜·特纳一样迷人”。其他时候,她“袭一身红色”。爸爸当时带了一名约会对象,来自绮色佳市的露西·玛丽·米勒小姐,她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新晋副教授。爸爸始终没能记起这位小姐穿的是什么颜色。他甚至不记得当晚见过露西,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在一场关于塔阿二世法老保存完美的臀部的简短讨论之后与她道了别,因为,不久后,他便在阿赫莫西斯四世法老的膝盖和下半截大腿前看到了长着浅金色头发,鼻子极具贵族气质的娜塔莎·布里奇斯,当时,她正漫不经心地与她的约会对象、来自旧金山艾米斯家族的尼尔森·L.艾米斯闲谈。<br> “那孩子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块揩毯,”爸爸喜欢作如此回忆,尽管有时候,他只是这样描述那位不走运的艾米斯先生,说他不过是“姿势有气无力”、“发际线长得像是树篱”罢了。<br> 他们之间的罗曼史像是残酷的童话故事,充满了恶毒的皇后,笨拙的国王,美丽的公主,贫穷的王子这一切要素,还有由魔法激发的爱情(这使得小鸟和其他毛茸茸的生灵齐齐地聚集到窗台上),以及一则“最后的诅咒”。<br> “和他在一起,你会不快乐地死去。”日内瓦·布里奇斯在同我母亲的最后一通电话中如此断言。<br> 对于为什么他令世人印象深刻却无法使乔治·布里奇斯和日内瓦·布里奇斯产生任何好感,爸爸总是一头雾水。加勒斯·凡·米尔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瑞士的比尔出生,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疑心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隐藏身份的德国兵),在苏黎世一所男孩孤儿院中长大,那里充满爱和理解,就像一个弟兄集结的“耗子帮”。爸爸靠着自己“钢铁般的意志”,驱策自己成就一份“伟业”,取得了在洛桑大学修读经济学的奖学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杰弗逊国际学校教了两年社会学,在尼加拉瓜马那瓜湖的迪亚兹·刚察勒斯学校担任教务长助理,并于一九七二年初次来到美国。一九七八年,他取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高度评价,题目是《自由斗士们的诅咒:游击战术和第三世界革命的缺陷》。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在哥伦比亚的卡利教书,随后又去了开罗;闲暇时候,他在海地、古巴和各个非洲国家进行实地调查,包括赞比亚、苏丹和南非,为的是撰写一本关于领地冲突和国外援助的书。回到美国后,他成为布朗大学的一名哈罗德·H.克拉克森政治学讲座教授,到了一九八六年,他成了哥伦比亚大学伊拉·F.罗森布鲁姆世界秩序研究讲座教授,不久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存在的权力》(哈佛大学出版社,l987)。那一年,他被授予六种荣誉奖项,包括美国政治学院颁发的曼德拉奖和备受尊崇的麦克尼利国际事务奖。<br> 不过,当住在东区六十四街十六号的乔治·布里奇斯和日内瓦·布里奇斯见到加勒斯·凡·米尔时,却没有给后者颁发任何奖项,甚至连荣誉提名都没有。<br> “日内瓦是犹太人,她憎恶我的德国口音。也不想想她自己的家族来自圣彼得堡,而她自己也有口音呢。日内瓦抱怨说,每次听我说话,都让她想起达豪市集中营①。我努力改口音,就是当年的这种努力让我有了今天这样脆生生的干净发音呢。啊,反正,”爸爸叹了口气,在空中挥了挥手,每当他要表达“该说的都说过了,该做的也都做过了”时他就会这么一挥,“我想,他们是觉得我不够好吧。他们原打算把她嫁给某个头发漂亮、房产多多的男孩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就算见过,也是透过丽兹大酒店总统套房的窗户向外观望到的。他们不理解她。”<br> 于是,我那“浪迹天涯/将她的职责与美貌,智慧与运气/系于每一个豪奢而不择手段的陌生人身上”的母亲,就这么被爸爸讲的洪水和田野的故事迷住了。他们在新泽西州的匹茨登记结婚,除了登记员外,在场的只有两个从高速公路边的哈德尔餐馆找来的见证人,其中一个是个卡车司机,另一个是个名唤桃儿的女招待,她已经四天没合过眼了,因而在我父母交换誓约的过程中整整打了三十二次呵欠(父亲在心里记着数)。大约就在那个时候,父亲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保守派头儿持续发生见解上的分歧,当父亲在《联邦外事期刊》(第四十五卷第二期,l987)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钢脚趾匕首:美国国外援助的阴谋家风格》的论文后,这种分歧终于登峰造极。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期中时,父亲辞了职。他和母亲搬家到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城。父亲开始在密西西比大学教授《第三世界冲突决议》课程,母亲则为红十字会工作,并开始捉起了蝴蝶。<br> 五个月后我出生了。我母亲决定为我取名“蓝蓝”,因为在她跟着南方妇女蝴蝶联合会研究鳞翅类的第一年中,她们每星期二晚上都在第一浸礼会教堂集会(讲座内容包括“栖息地,保护手段与后翅交配”以及“引人人胜的陈列橱展览”等),而蓝色凯谣欧紫蝶是她惟一能捕捉到手的蝴蝶(参见《梅尔德蝴蝶辞典》“鳞翅凯西欧紫蝶”这一项,梅尔德,2001)。她试过各种各样的网(帆布网、薄细棉布网、有眼套网),各款香水(忍冬花香,广藿香),各式潜近法(逆风,顺风,侧风),以及众多的扑蝶法(俯冲法,短臂镰刀式屈体法,罗塞尔皮特机动法)。碧雅特丽丝·“蜜蜂”·罗塞尔,南方妇女蝴蝶联合会的主席,甚至在星期天下午私下给娜塔莎开小灶,教她各种追逐蝴蝶的路线(“之”字形追捕,间接追捕,快速障碍跑,防御追捕)还有藏匿自己影子的技术。无济于事。黄羞娘,白司令,总督蝶都像是靠近了同极的磁铁般,对我母亲的蝶网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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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作者奥德丽·尼芬格
在绚烂的酒末下,是一杯够浓够的劲的杯酒。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纠正》作者乔纳森·弗兰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