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的背叛
1
下午三点，飞机在赫尔辛基机场安全着陆。窗外已经暮色四合，天空一片青紫。我取了行李，捏着冰冷的提柄，踉踉跄跄地走向旅游咨询服务台。一位女士帮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酒店，她的牙齿很漂亮，不过英文很烂。我打算休息一晚后，搭乘明早的第一趟列车去北边的拉普兰。那位女士领我去机场外面，酒店安排的免费接送车就停在那里。我刚要举手敲车门，门就开了。
金发司机的姓名牌上写着“阿里”，不过他告诉我，他其实叫“卡里”，姓名牌是他双胞胎哥哥的，他只是来代班的（他还请我保守秘密）。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确定没人上车之后，卡里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现在出发吧。”
我们尾随一辆扫雪车，驶向赫尔辛基市区。收音机里，有个男人用英文唱着《开车回家过圣诞》的快乐心情。我请卡里把音量调小，他却直接动手把收音机给关了。
酒店的招牌下面标有三颗星，比我通常住的地方多出一颗星，现在终于体会到那些无聊虚荣的游客在受到良好接待时的感受了。进了酒店，卡里拎着我的行李去楼上的服务总台，又站到柜台后面去给我办入住登记手续。我告诉他，我要非吸烟区的房间，只住一个晚上。
进房间后不久，电话突然发出断续的铃声。在美国，电话铃声很长，跟这儿的不一样。那是卡里打来的，说一个小时后他就下班了。“要不要去大堂和我一起喝一杯?”他问我。
2
我说好，隐约有些庆幸电话不是我的未婚夫潘卡打来的。他还算是我的未婚夫吗?我不太确定。最近，我周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又熟悉又不对劲，那感觉就像第一次坐到自己汽车的后排上一样。
我来拉普兰的前一周，爸爸去世了，六十八岁，突发性心脏病。当时是潘卡接的电话，我正坐在床上看账单。我和他在晨边高地*的那套公寓里同居已经快五年了。他走进卧室，踌躇不前，然后跪在床前，不像是为了做祷告。
“你父亲……”他说，“是你父亲。”
我们当天晚上就出发赶往莱茵贝克。，那是父亲的老家，我也在那儿长大的。母亲失踪前也曾在那里住过十五年。
3
我请镇上新来的匈牙利花匠布置灵堂，事实证明我犯了个错误。灵柩旁边，花里胡哨的花束上斜绑着一条深红色的标语，就像选美小姐身上的绶带一般，上面还用银色字体写着：献给被爱“。
爸爸下葬的那天是我生平第一次嫉妒我弟弟的无知。杰里米自打出生就从未说过话，所以不清楚他是否明白爸爸已经死了这回事。我们家从来不承认杰里米是个弱智。我妈妈以前总说，他只是反应慢。母亲离开我们那年我才十四岁，杰里米只有六岁。之后空虚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地说服自己，母亲的出走是对我们家为杰里米感到无言羞耻的一种惩罚。我不断地重复那个禁忌词——弱智弱智弱智——以为自己能扭转乾坤：让杰里米恢复正常，让母亲回家。
我忘记带纸巾了，只好用头发擦眼泪，杰里米正在玩他脚上的鞋带。我弯下腰，把鞋带抽出来，塞进自己的手袋里。杰里米平常穿的都是有尼龙粘带的鞋子。
一位家族旧识主持了遗体告别仪式，他还准备了冰冻草莓和符合犹太教规的红酒，尽管我爸爸并不是犹太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在角落里啜泣。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陌生人都纷纷过来拥抱我，然后又都散开了。他们抱我抱得太紧，胸贴着胸，有些性暗示的意味。最后一位客人刚离开，女服务员马上打开了吸尘器。“地毯上这些脚印让我觉得不舒服。”她说。我提出帮忙打扫，她欣然接受了。
潘卡和我把杰里米送回了成年智障之家。大走廊上排满了柜子，里面陈列着女式帽和男式领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站在一顶贝雷帽下，向看护人员报告杰里米上次吃饭的时间以及他吃了些什么。潘卡递给杰里米一个纸袋，里面装的全是塑料El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这些口袋的袋口都很小，这样杰里米就不能把头塞进去了。他对塑料的东西总是有种特殊的偏好。
“你刚才的举动很贴心。”我们走向停车场时，我对潘卡这么说。我的言语不足以表达内心真正的感激。从一开始，潘卡就很照顾杰里米。
我们开车回我父亲的房子，自从接了那个电话后，我们就暂时住在那里。我们离开前故意留了几盏灯，当我们走向前门时，我还暗暗希望发生的一切只是场恶作剧，爸爸仍在人世，等着要给我们一个惊喜。我开了门，大叫了一声“哈哕”。
潘卡在客厅里生起了火。我看着他宽厚的嘴唇，还有和木瓜籽一样颜色的灰黑眼眸。他的眼睫毛很长，足以让火车上的老太太们大惊小怪一番。潘卡能像卖弄风情的女人那样抛媚眼，不过看上去仍然阳刚、英俊、坚强。
今晚他的眼睛如隧道般漆黑，睫毛低垂。他缓缓地走动，好似猛禽小心翼翼地靠近猎物。我逃去了父亲的书房。
书房曾是我妈妈用过的。当时她宣称要写一篇关于原住民为保护环境而抗争的博士论文，正是由于她的研究课题才把二十几岁的她带去了拉普兰。那里的经历让她“转移目标”了——这是她的原话，也是她给的解释。她能每天下午待在书房里，与世隔绝好几个小时，假装写论文。不过全家人早就料到她的论文永远都不会写完，我们对此都心照不宣。
我坐在父亲的皮椅上，拉开了书桌的抽屉。我看到了通讯簿，在我们的姓氏艾弗坦下面竟然什么都没写。真奇怪，我搬出去后，爸爸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啊。他信上的字迹微小而凌乱，要么说说他最近着手的园林美化项目，要么就是絮絮叨叨地跟我聊他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
我最后在“ABC”打头的名单里找到了我的名字，他写着“克拉”。我妈妈给我取名“克拉丽萨”，不过我爸爸从未叫过我全名。通讯簿里写着我的四个地址：大学里的，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的，还有两个曼哈顿的。每次我搬家他都记下新的地址，却又从不划去旧的。我试着去想象自己同时住在四个地方，同时过着四种不一样的人生。在我肯塔基的生活里，爸爸还是会死吗?
通讯簿里大部分的名字我都不熟。我猜都是他曾经去做过园林美化的人家。为什么没有什么客户来参加葬礼呢?遗体告别会上，来的人还真的不多。
我翻着抽屉里的东西——过期的账单、盖着九十年代初期邮戳的信件、海玻璃和一些不知去向的电器的说明书。在最下面一个抽屉里，我翻出一个大牛皮纸袋，看起来只被打开过一两次，纸袋上写着我的名字“克拉丽萨”。我妈妈已经离开十四年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笔迹。她写的“S”很有力度，像前倾的“8”。
我把纸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桌上：成绩单、老师说我太害羞的评语等等。我自己对此毫无印象，所以感到有点吃惊，也觉得有些尴尬——我们总是按自己偏好的方式来回忆童年。我翻出了几张水粉画，画的一角上写着“七岁”。此外，还有写给牙仙+的纸条，还有在华盛顿纪念像前的照片，当时我穿着印有钥匙图案的连衣裙。
在一片破碎的干叶下，我看到了我的出生证明书。我之前从未见过这东西，我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把它翻过来，用手臂把桌上的东西拂到一边，有些纸和一本台历掉在了地上。我把出生证明摆在桌子的正中间，再仔细看了一次。
4
潘卡发现我呆坐在浴室地板上，身上还挂着胸罩，腿上还有没脱下的黑色长丝袜。他站在透明玻璃门的另一边，身影模糊，手里举着出生证明书。“想聊聊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抬手把爸爸用的那瓶像沥青一样的去屑洗发水倒了。潘卡小心翼翼地把出生证明夹在一本《瓦格西女孩》的画册里。上个圣诞节他把这本书送给父亲后，它就一直被放在马桶的储水箱上。我还记得里面的赠言写的是：“送给里查德，我未来的岳父，潘卡敬赠。”潘卡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打开浴室门，和我一起坐在瓷砖地面上。
“坐着会觉得水比较冷。”他边说边伸手调水温。他又拿起爸爸那块蓝色香皂，开始涂我的脚趾缝儿。接着又拿起爸爸的另一瓶洗发水洗我的头发。我们在浴室里坐了太久，水温变低了。潘卡站起来，在浴室外展开一条浴巾，等我出来。
我爬出浴室，潘卡弯腰为我脱下长袜和胸罩。他用浴巾把我裹住抱起来，我连搂住他脖子或者帮忙的力气都没有。
他把我抱进了我小时候睡过的卧室，一点都没变：两张单人床；一套在西尔斯百货公司买的音响；墙上有上百个小洞，全是我以前用图钉在墙上钉唱片封面时留下的。潘卡给我盖了条毯子，像铺床那样塞好边缘，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我注视着书架上一张爸爸的照片。照片里，他像游戏节目的主持人那样张开双臂，展示着他刚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那一年，我十五岁。洗衣服一直是我母亲包办的活儿，她走了后，我和爸爸都不愿意接手。爸爸以为买个新洗衣机就可以让母亲的缺席不那么明显。这张照片是我爸爸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一张，不过现在看来似乎该属于别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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