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开车到海德公园，停好车，下来走路，一直走一直走。沿途只停下来呕吐，但什么也吐不出来。冰冷的1月下午，除了偶尔有游民经过外，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和夏天满是喝酒享乐的人的时候很不同。薄暮中，我看到急着回家的身影，也许是总准时在五点下班的文员，薪水或动力都不足以让他们在下班后多留一分钟。他们对身旁的事物漠不关心，也不左顾右盼，对他们来说，这个公园只是每天前往中央空调的房间和喝杯热茶时，途中必须经过的地方。偶尔也有母亲推着娃娃车，不过里面的小孩都同样难看、疲倦又肮脏。母亲们也是一样，看起来非常烦恼。我猜这些娃娃车和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对我将会变得很重要。
娃娃车、高脚椅、婴儿浴盆、婴儿床和尿布，那是陌生的事物，是错误。
那毫无疑问今天应该出现的，无法压抑的狂喜在哪里？
即使是一丝丝的热忱也好。
我继续走，经过蛇形小湖，经过荒凉无人的乐团舞台，经过圆塘。我来回地走，绕圈子走，走了太多路。虽然，时间很晚了，气温很低，我却觉得很热。我的小腿和脚底疼痛，既饥饿又想吐。怎么可能？实际计算的话，饥饿的感觉超过想吐的感觉。知道我绝望到什么程度吗？自从放弃看《黑神驹》以来，我第一次从推着灰色推车的可疑肮脏男人的手上买了热狗。推车、小贩和热狗都不会通过任何公共卫生检查。我试着不要想。他将油腻的洋葱堆在面包上，淹没热狗的蕃茄酱和芥末酱从他吱吱作响的手指流到手臂上。他将肮脏的手在肮脏的裤子上擦来擦去，再抬手整理一下头发，然后最后的一击，用手背擦嘴巴。我不在乎，因为热狗看起来美味极了，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男人、沾满尘土的裤子和剩下的全部都吃下去，我已经饿到这种地步。我甚至没有停下来查看有没有人在看我，三口就把热狗吞下去．大概只花了七秒钟。我几乎感觉正常了，饥饿满足了，也不觉得恶心，这是上个月到目前为止很稀有的事。但在第八秒时，我的胃无法控制地举旗投降，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吐出来。没有消化的热狗、洋葱：芥末酱、蕃茄酱和裤子上的灰尘，都悲惨地躺在人行道上，伴随着两片消化饼干，还有另外一样，我猜是午餐三明治的黑麦面包。
“你他妈的白痴婊子，”卖热狗的小贩说。”你他妈的干吗这样？这样会影响我的生意，你知道吗？”
我从皮包里翻出纸巾擦擦嘴巴、满是呕吐物的裤子和靴子，然后走开。没有精神伶牙俐齿地回嘴，也顾不得要重新涂上口红。我沿着公园再走一次，直到鞋跟都快磨平了。最后，我将自己丢在最近的公园板凳上，不管上面有没有鸟粪或是口香糖。
公园看起来毫无生气，到处都是肮脏的小贩、毫无个性的人群、狗粪和破碎的玻璃瓶。
我的肚子里有一个宝宝在长大。
有一个宝宝在我的肚子里，或是子宫，或是腹部，或是某个我不确定的地方。
我试着思考这件事。
但没有办法。
太重大了。这件事，它……他或是她也许只有一颗米粒那么大，但我怀孕的“事实”却很大。甚至太大。
我想要怀孕吗？我想要个宝宝吗（自然的结论）？不知道，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又思索一番，那个应该有反应或回答存在的地方，只有空白，一片空白，美好、闪亮、闪烁、平滑的空白。
休会怎么想？休会怎么说？
喔天哪。
我拿出手机，寻找通讯录。要打给谁？休？天啊，不行，至少等我镇静一点，确定一点。确定什么？确定要说什么，确定自己的感觉。还是要打给德鲁、卡尔、布雷特或茱丽亚，这些每天相处十小时以上，一星期五天，已经共事好几年的同事？想到打电话给他们，我就觉得好笑，或者是说，至少有可能真的让我笑，如果我不是这么想哭的话。虽然他们都是性生活活跃、机敏甚至积极的人，但我不觉得他们任何一个会将自己每星期五、星期六晚上做的事情和制造婴儿联想在一起。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确定不要和制造婴儿有关。打给小莎？没用，她只关心哪里有单身男人，除非我有办法在寻找单身男人的话题里扯上怀孕。我排除许多其他名字，因为只要是熟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很兴奋。光想就可怕，我不确定自己准备好要听到恭喜声。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消息令人兴奋。
当然，我该打给杰西卡。毕竟她是我的母亲，虽然是痛恨承认自己有一个32岁的女儿，而坚持要我直呼其名的母亲。如果我在公开场合揭露彼此的关系，她会呼吸急促。她绝对有资格担任“贵夫人团”的代表，我父亲娶她的时候，就应该帮她申请专利：日光浴、整型手术、节食、戏剧，都是她的专长。她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回春，当然下的功夫也不少，非常成功地实现这样的野心。她看起来只有45岁，比实际年龄小了20岁。我的父母夏天住在坎城，冬天住在开普敦。父亲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比起说了的话，没有说出口的反而更受人注意。他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一个很适合他的事业。他也发现，在职业生涯中发展的技能，到现在还可以用来对付40年的婚姻。杰西卡则是完美的外交官夫人，知道如何称呼主教和贵族、哪一种花在炎热天气里维持得最久、如何写最迷人的感谢函。她不论何时都非常地实际，眼清目明。目前为止，她身为母亲的谏言主要从哪一种防晒乳液最不可缺，到推荐私人健身教练。我想，现在是出鬼牌的时候了。
“亲爱的，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天啊，不是你的生日吧？我忘了你的生日吗？”
“没有，杰西卡。”
“没有，当然没有，你是夏天出生的。不是我的生日吧？是吗？”
从我8岁开始，杰西卡就没有庆祝过生日。她只会在那一天走进黑暗的房间，穿一个星期的黑色衣服。
“不是。”我向她保证。
“那你打电话是为了仟么事？”很伤感却公平地描绘了我们的母女关系。
我考虑扯一扯天气，但想到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我怀孕了。”
我听见一阵恐怖的惨叫声。“喔，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这样我就变成——喔天啊，我要坐下来——外婆。”她低声说最后的两个字，好像在解释一项诅咒。
“我怀孕不是为了你。”我急切地说，抵抗想要尖叫的欲望，“你太过分了。我呢？我呢？”
“我从你14岁开始就害怕这个电话。喔，亲爱的，你不是计划好的，对吧？”她怀疑地说。某些方面，我们毕竟还是非常相似的。
“不是。”
“孩子是休的吗？”
“当然。”我试着听起来不像被冒犯到。
“嗯，至少还不错，我猜。”她咕哝。“至少，宝宝生出来会很漂亮。”我母亲就是这样，一点儿都不关心传统上的问题。事实是，怀孕并不在计划之中，小孩是私生子，孩子的父亲是别人的丈夫，但她却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学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期望她会提供支持．或是大叫欢呼。因为，每个人看到宝宝的第一个问题绝对是“他（她）几岁？”，而我的母亲将小孩视为巨大而令人沮丧的煮蛋计时器。她总是说，无法理解计划生育如何令人快乐，所以，意外怀孕是她觉得可能发生的最糟的一件事。当然比不上发现自己得了重病，或是所爱的人快死了，但是和失去工作或失去爱人同样悲惨，比卖房子的时候被敲诈、或是比撞车还要糟糕。
“你要把小孩留下来吗？”她毫不留情地问。在我还没机会回答之前，她说．“不太可能吧，我是说，哪个正常人会真的想要小孩？”我试着忘记这个女人是我母亲的事实。“小孩非常不方便，而且等到他们大得让我觉得自己像古董后，也一点儿回报都没有。”她把“古董”两个字拉长音来说。“还有，天啊，想想对身材的破坏。”到这里，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母亲。“没有办法修复的，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妊娠纹、变胖和静脉曲张？”
“感谢你的提醒。”我冷冷地批评。
“那你要生下来吗？”终于，我在母亲的声音里听出一丝同情，或至少是关心。
“我不知道。”我大哭。
“嘘，达令，不要哭，会有皱纹，哭泣会让皮肤变得很干。”她轻声地指示我，听起来虽然很肤浅、有一点可笑，但很安慰。
“我没有很不想要，至少我不觉得。”
“天啊，这么多否定，不就变成肯定了？”她的规则：永远都要注意文法。
“我不知道。”我微弱地喃喃自语。我处理的是事实、数据、资讯、确定性。以前，为了想要了解一些事情而烦恼（例如自己的心灵层面或是性感带）时，总觉得非常荒谬。但是现在，我考虑、挣扎、拖延、感受的对象就在眼前，这些未知实在太过累人。以前，我总是知道怎么做，我知道找出专一策略焦点的重要性。我知道用自动转帐付帐单最有效率，我知道至少拥有一件Tiffany饰品的重要，我知道Burberry丝质大手帕已经过时立刻就丢了。我知道自己想要休。我知道他当时要的不是我，但我知道自己能够让他想要我，我也知道怎么做。
“怎么样？”
“杰西卡，我还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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