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25日<br>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地，我就注意到了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日记本就在那抽屉里多余的床垫下面。抽屉没关好，还有白色的纸片伸在外面，像被匆忙塞回去的样子。我冲过去打开了抽屉，日记本躺在边上，没被床垫遮住。“奇怪，有人偷看过吗？”一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内心世界，发现了我的渴望与抱负，发现了我最私密的想法与感受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怒火。“肯定不可能有人读过！”不一会儿，热妮娅拿了个红色的小丝绸枕套进来，上面还放着一件针织套衫。“来，尼娜，这是你的吧，是吗？”<br> “是的，”我回答，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但她一走，我就懊恼地把枕套往桌上一扔，双手抱头，大叫：“噢，畜生！猪！”枕套原本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的，现在我确信不疑：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蹲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想起放在窗台上的多年的那把旧得发锈的钥匙。“说不定就是那把。”我拿起钥匙，试了几下，就把抽屉给锁上了。<br> 对于那个偷看我日记的人，我并不是很生气。我知道他们不会再看第二次，现在完全安全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又发现了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有人试着开抽屉，但是钥匙保护了我。我决定找出这个人是谁，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去问莉莉娅：“你开过我的抽屉吗？东西都被翻过了。”“东西有没有被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把它打开，你上锁了，对吗？”<br> “是的。”<br> “为什么上锁呢？我想要那个植物标本集。”<br> 我真是无话可说。<br> 热妮娅和莉莉娅还在开心地唱歌玩耍，叽叽喳喳。我的心好痛，喉咙里堵着什么。生活真可怕！有时候好想找个人诉说一切，这让我窒息的一切，我想依偎着妈妈或是姐姐们，像孩子般痛哭一场，尽情地流泪。那样儿会好受些。可我以后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生活了。<br> 要是有点儿毒药就好了。<br> <br> 1933年6月2日<br> 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昨晚很早就到家了，是30号早上出发的。不会有人认为我对爸爸带我去的乡下很失望吧？噢，当然不！我还没待够呢。<br> 妈妈和我当时是坐9点的火车离开莫斯科的。车厢里人不多，火车开得慢极了，车轮滚动发出响亮痛苦的撞击声。窗外吹进一阵凉风，天色发灰，云雾低沉。火车驶过田野、森林和小村庄。铁轨的右侧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低矮的冷杉。墨绿色的冷杉与柔嫩新绿的合欢树小树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br>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着摇曳的桦树、冷杉，还有偶尔出现的细长的红棕色杨树。大自然的景象真的能用语言描述吗？描述之后能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它色彩鲜明又自然的画面吗？不可能，那种触及不到也无法定义的“某种感觉”无法言喻。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捕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目标就是描写大自然，我很努力地去做，但是……没什么进步。我已经决定用画笔代替钢笔或铅笔来描绘自然了——毕竟以前学过画画。没准毕业后还能去纺织学院的艺术系工作呢。当然了，得努力才行，但那算得了什么呢？有目标就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些，这绝对就是我要奋斗的目标。<br> <br> 1933年6月3日<br> 在交叉纵横的铁轨边走了几步我们就看到了爸爸。他慢慢地靠近我们，拄着根白色的拐杖，那佝偻憔悴的身影和胡子拉碴、晒得发黑的脸，显得他非常劳累。时间真是无情。<br> 我们三个走进了火车站旁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的牌匾上写着“大堂”与“便餐”。门口的右边，有卖报纸、杂志的。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爸爸排在了最后面。我和妈妈走到一张桌子边，把东西放在椅子上等着。几分钟后，爸爸拿着报纸走了过来，我们就出发了。在穿过小镇后，开始沿着两旁是无尽的绿色田野和红棕色耕地的湿泥路往前走。<br> 穿过一座小桥之后，我们又走上一条湿滑的路，面前是两座石头垒砌的小平房，中间还有个半圆形的拱连着，上面好多石灰泥已经剥落，掉在这条必经的路上。我们走进院子，爬着摇晃陈旧的楼梯进了一个门廊。爸爸打开最后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墙上贴着浅蓝色的墙纸。尽管空气中飘散着发霉的味道，但第一印象还真不赖。房间里充满了从小窗里照进来的让人惬意的暗光，瓶子里还插着毛绒绒的鸟樱枝和垂着的花朵。<br>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纸，靠墙放着一张铺着深蓝色毯子的朴素的铁床。床背后的墙边角落里，宽架子上放着些小物品。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架子靠着窗对面的墙。架子下面放着一个盖着白纸的小柜子。一堆榛木的细棍钓鱼钩躺在角落里。门的右边有一只小瓦炉。这小得可怜的房间和这些破家具看上去很脏，如果少了桌上铺的白纸，以及从那个小柜子上插着的鸟樱枝散发出来的芳香，会显得非常不讨人喜欢，而那有点儿泛蓝的柔光，多少会让所有的东西都看上去更漂亮，也更优雅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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