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的不少志怪作品受到传奇小说写法的影响，情节更复杂，写法也更细致、讲究。如《玄怪录》里尼妙寂事：她是江州浔阳人，姓叶，嫁给商人任华，贞元十一年其夫与父亲去潭州贸易被杀。父亲和丈夫先后托梦，以隐语告知凶手名字，遂四处寻访；后来到上元县瓦官寺服劳役，以期认识能解隐语者，恰好遇到从岭南来游的李公佐，帮助她识破隐语，知道凶手名申兰、申春；她遂化妆作男佣，流落江湖数年，终于找到凶手报仇，后来出家为尼，号妙寂①。这个故事情节相当曲折，人物性格刻画也比较鲜明。李公佐是当时著名的传奇小说作者，他写过《谢小娥传》，情节同于上述。但谢小娥姓谢，丈夫名段居贞。对比两篇作品，《谢小娥传》文笔更精练，结构也更严谨。而从这二者的关联，可知唐代志怪与传奇二者的密切关系。如《宣室志》贞元中“李生”事，他是深州录事推官，美风仪，善谈笑，时王武俊为成德帅，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派遣其子士真巡属郡，太守畏士真，不敢以僚佐招待，让李生侍谈笑，结果士真把他莫名其妙地杀掉了。原来李生少年时为强盗，劫财杀一少年，已过了二十七年，正是托生的王士真，所以士真一见就愤激于心，有戮之之意②。这样的故事情节过于离奇，而正是通过这不可思议的事件证明果报之真实不虚，所描述藩镇将帅的骄横跋扈、草菅人命的暴行又正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
从总体发展看，在各类“辅教”传说中，因果报应一类艺术表现上是更为成熟的。又如上所述，佛教业报观念经过中土民众的长期消化、理解并加以发挥，特别是这种观念与儒家伦理、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信仰、与事实的因果逻辑相结合，就更富于感召力和说服力。千百年来，业报观念已深浸到人们思想感情的深处，以至形成思维定式。就民众佛教信仰的实况而言，佛教义学的烦琐的名相、高深的教义历来难于被理解，一般人往往是通过通俗的善恶报应传说来接触和接受佛教的，所以这种观念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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