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犹太复国主义成了纳粹迫害紧急情势下美国犹太人的选择，成了美国自由派犹太人对自己的新定位，这种定位在二战期间，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一旦特殊时期过去，质疑会重新出现。最核心问题就是：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能？在很多自由主义大师眼里，民族主义很难登上自由主义大堂，卡尔·波普尔等人就对民族主义表现出蔑视的情绪。在美国，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美国自由主义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也对民族主义也很少关注。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Saiah Berlin）是研究这一难题的学者。伯林是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时，他的主要研究点是自由主义。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外界对他身份和思想矛盾性的质疑，使他必须在学术上作出回应。⑦伯林最初受古典自由主义影响，认为自由就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无差别的个人理性和权利。他是注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某些社群主义很排斥。后来随着他对自由主义认识的逐渐深入，思想逐渐转变，开始强调“价值多元论”，他是两种自由概念中的消极自由的倡导者，他承认并且尊重个人、民族、社群、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他把“族群归属”与个人自由视为同等重要的人类终极价值。
①他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20世纪40年代，当犹太复国主义因纳粹屠杀而赢得普遍支持时，他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和本·古里安以暴力手段争取犹太民族权利的努力产生了分歧，他认为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体现在伯林对魏茨曼1946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第22次大会发言稿的影响上。在这次会上，魏茨曼明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不相容。伯林认为民族主义有进攻型民族主义也有温和型民族主义，进攻型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温和型民族主义是一种要求民族自决的内在诉求，是与伯林的自由主义，即“消极自由”——个体能够不受压迫地选择相互关联的。
当本·古里安和西尔弗拉比联手采用激进手段推动犹太国建立时，伯林和魏茨曼的温和民族主义处于下风。犹太建国之前的40年代初，伯林正好在美国做外交官，他看到在复国问题上犹太公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他担心犹太复国主义狂热派仅为自己的狭隘事业而盲动。以色列右翼贝京政府执政后，伯林对以色列政治很失望。他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权利，反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扩张行动，谴责以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权的侵犯，主张土地换和平解决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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