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成果，它明确肯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相通、契合之处，局部的不适应可以通过引导达到彼此协调。适应论更新了主流社会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属性、关系的看法，较多地从正面看到宗教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在核心价值指引下的多样性，宗教是一种正常社会文化体系，可以成为新的社会形态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管理部门的责任不是与宗教作斗争，而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涉俗事务，引导宗教健康发展，及时处理与宗教相关的各种问题，发挥宗教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宗教界也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身的责任，适时调整与社会发生的矛盾，加强教团的建设，服务社会，利益大众，争取社会普遍的认可。本土生长的道教和已经中国化的佛教，面临着创新义理和活动方式，以适应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天主教和基督教面临着认同中华文化，适应中国国情，成为中国宗教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斯兰教面临着更好地推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三者的高度统一，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发挥积极作用。
六、宗教与社会变迁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人类社会史与宗教史的实际，关于宗教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当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更时，宗教也要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因此中国和欧洲近现代宗教形态的变化，其深层原因在于近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动；宗教与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关系密切，因此宗教的变迁要与政治史、哲学史、文艺史结合起来考察，其中，政治对宗教的影响最大；宗教具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它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每一次跨越，都有因有革，有新质出现。
当我们具体考察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就会发现，每一次社会重大变革都引起文化上宗教上的一系列变动，形成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给予中华文明史以重要影响；当代中国处在空前深广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处在重新组合、调整创新之中。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过程里，其具体形态也将是不断变更的。
（一）宗教与古代社会的变革
1.宗教与上古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社会的演变。早期中国社会有三大发展趋势影响宗教：一是较早由狩猎畜牧经济为主走向农耕兼畜牧经济为主，即传说中神农氏开启的时代；二是从氏族演变为早期民族的过程中族群以融合为主，同时保留内部的多样性，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即传说中五帝时代；三是从氏族社会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被保留下来，成为古邦国的宗族制度，到周代形成发达的宗族国家。在这三大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原始宗教演化出敬天尊祖重社稷的礼教，给予农业经济以精神依托，用以巩固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维系宗族国家的社会秩序。天既是君权的合法性根据，又被视为保佑族群的最高神灵。祖先是宗族团结的象征，尊祖可以维护宗族伦理道德。社稷是农业祭祀的高级形态，代表中国以农业立国，民以食为天。此外，还有日月、星辰、山川、湖海、圣贤、物灵之祭，作为早期宗教的补充，以满足不同地区民众的多样性精神需求。周代体制，政权与礼教合一。周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教有所分离，但敬天法祖的礼教长期延续，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信仰。
2.宗教与秦汉至清末社会的演进。从周代起，社会出现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如《礼记·表记》所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治国方略上，强调民为邦本，重视民生民信，拉近尊天与惠民的距离，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①，从此中国宗教走上了神道与人道相结合的道德宗教的道路，天神以其公正性成为各民族共信的最高权威。在社会体制上，周人致力于建设以男性血缘关系为轴心的宗法等级制度，把诸侯分封制度、财产与权力继承制度、刑法赏罚制度、民俗生活规则皆纳入其中，形成完整的礼治体系。经过春秋战国土地私有制度的建立和诸子百家人文主义的洗礼，至秦汉帝国的建立，以地域为行政区划、以中央集权和各民族异俗共存为特色、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以个体家庭为社会细胞的统一大帝国正式形成，在意识形态上以孔子儒学的仁礼人文之学为指导思想，同时重建郊社宗庙制度，形成人文为主导，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格局。各种有独立教团的本土宗教如道教、外来宗教如佛教都在政主教辅的体制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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