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生于1943年，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是与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的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任威廉斯之邀，在剑桥作为他的助手，后转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著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等。

　　【译者简介】
　　王杰,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国家社科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
　　付德根，男，1966年5月出生，副教授。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工业大学文学艺术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现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
　　麦永雄，男，1955年生，汉族，祖籍广东鹤山、广西桂林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带头人。

　　对于西方现代思想而言，《美学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美学史以及对美学概念的批判。开篇论述的对象为夏夫兹博里、休谟和伯克，尤其关注德国哲学传统，他对从黑格尔、马克思至本雅明、阿多诺、哈贝马斯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至海德格尔、福柯的反黑格尔学派尤为感兴趣。应该说，它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次考察，着重讨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至后现代主义期间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伊格尔顿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杰出的、发人深省的，可与其书中所论述到的康德、席勒、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比肩。
　　在伊格尔顿多本论述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作品中，本书视角独到，以思想明确和立场清晰而独具一格，是学术论述的典范。综观其研究范围、道德及政治立场，本书可称得上是特里·伊格尔顿的代表性著作。

　　这一当代理论最终回到对其自身在哲学美学矛盾中起因的思考是可预见的，但伊格尔顿对抗整个西方史话语体系的非凡勇气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本书将不可或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本书不是一部美学史。因此，在书中，对许多重要的美学家我缄口不提。即便有些思想家我必须论及，吸引我注意的也并不总是他们那些显然是在谈美学的文本。本书试图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以便从那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弄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任何仔细研究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哲学史的人，都必定会对欧洲哲学非常重视美学问题这一点(尽管会问个为什么)留下深刻印象。在康德看来，美学提出了自然和人之间应当存在的和谐的问题。虽然黑格尔在他的理论体系内并没有赋予艺术较高的地位，他还是就艺术作了大量论述。克尔凯郭尔则认为，美学必须服从于伦理和宗教信仰这些更高的真理，但他又常常陷于对美学的沉思之中。尼采和叔本华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证明，审美体验表现出最高形式的价值。马克思在世界文学方面的博学多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弗洛伊德则谦逊地承认，在他之前诗人们已道出了有关美的一切。两者之间可相媲美。20世纪，海德格尔的深奥的“沉思录”在审美本体论中达到顶点，而从卢卡奇到阿多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则赋予艺术以理论的特权，对于唯物主义思潮，这种观点乍一看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在当代有关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争论中，“文化”似乎是分析和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
　　要求美学在现代欧洲总体思想中占有如此之高的地位，似乎很不恰当。实际上，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德国人，尽管我用以分析他们的著作的一些概念源出于现代法国的知识背景。似乎有理由认为，对于美学的探索，以唯心主义为其特征的德国思想模式是比法国的理性主义或英国的经验主义更令人容易接受的中介。即便如此，正如所谓的英国“文化和社会”传统证实的那样，德国的文化遗产分量很重，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国界；在整个现代欧洲，美学问题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由此也引人深思：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为特殊的是，当人们认为文化实践已经丧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相关性，并把它贬低为一般的商品生产的一个分支时，为什么美学的这种理论的执著还会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呢·
　　对此问题的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源出于现代欧洲思想之逐渐发展的、抽象的、技术的本质。在这种纯化的背景下，看来艺术似乎仍将表达人和具体存在的一切之间的关系，它向我们提供了巴望不得的休息机会，使我们得以暂时回避更专业化的话题中的那些愈来愈令人陌生的、措辞严谨的术语，与之同时，在知识急剧扩展、分化的中心地带，它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残存的共同世界。涉及科学和社会学问题时，唯有专家才有资格发言；而谈到艺术时，我们每个人都能略陈管见。与艺术语言正好相反，美学话语的特殊性在于，它一方面植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另一方面它详细地阐述了人们假定为自然的、自发的表现方式，并把它提升到复杂的学科知识水平。随着美学的诞生，艺术领域本身也开始受到广义上的现代理论所特有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影响；然而，人们认为美学依然持有一份不能降低其特殊性的责任，美学应向人们提供一个看来属于非异化的认知模式的范式。因此，美学始终是一个矛盾的、自我消解的工程，在提高审美对象的理论价值时，人们有可能抽空美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或不可言喻性，而这种特殊性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美学之最可宝贵的特征。任何一种抬高艺术的语言都会暗中对美学造成持久的危害。
　　美学在现代思想中起的作用如此举足轻重，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概念的多义性所致。对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假定它无任何一种功能可言，那就几乎没有哪个概念能像它那样承担如此众多完全不同的功能。读者肯定会发现，我在范畴的使用上是松散和宽泛的，几近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当范畴与有关身体经验的观念本身结合起来之时，更是如此。但是，如果美学执拗地要回归的话，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学定义的不确定性所致，它允许美学形成于各种成见中：自由和法律、自发性和必然性、自我决定、自律、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其他。我认为，广义的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的中心问题。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男人和女人突然领悟到画或诗的终极价值，美学才能在当代的知识遗产中起着如此突出的作用。但是，我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美学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提出了异常强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美学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
　　在图解任何知识潮流时，人们难以知道到底要回溯多远。就艺术话语来说，我并不认为，全新的东西是在18世纪中叶才突然出现的。我所探索的几个美学主题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于古典时期；当时，亚里士多德就已对人们今天所谈的自为的自我实现并不陌生。尽管启蒙运动开创了在极端缺乏知识的前提之下侈谈艺术的风气，但在启蒙运动的中心并没有发生大的理论变化。不管是修辞学的还是诗学的争辩，争辩的范围都可以回溯到有这方面研究的最初的历史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忠实信徒夏夫兹博里伯爵撰写的著作。指夏夫兹博里所著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一书。——校注我同时认为，新事物的确开始萌发于夏夫兹博里的著作所确定的开端时期。如果绝对断裂的观念是“形而上学的”，那么，完全无间断的连续性的观念同样如此。的确，人们已经提到了这种新颖性的一个方面，即在阶级社会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随着早期资产阶级的出现，各种美学概念(其中有些出自历史上著名的学派)已开始不动声色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中起着非同寻常的内部核心作用。例如，关于艺术品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概念就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美学”话语中去；但是，在18世纪后期，从这些人们熟知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是把艺术品看作一种主体的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观念。被新界定为人工制品的艺术作品无疑是一种特殊的主体，但特殊的主体依然还是主体。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与通常所谓的美学的统一和自律的概念不同，但引发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压力决不可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
　　本书是一种马克思式的研究——人们既可能认为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也可能认为它过于非马克思主义化。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是因为人们可能指责本书时常滑入把美学的内在复杂性简化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左翼功能主义”。确实，对某类当代批评家来说，任何艺术的历史语境或意识形态语境都是可以根据事实加以还原的；这些批评家与旧式的形式主义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后者坦率地承认这种偏见，并把它提升为完整而复杂的艺术理论，而前者则有点倾向于令人更加捉摸不定。他们觉得，艺术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不需要还原的；在全部艺术的实际表现形式中，尽管尚不知为什么，艺术始终就是艺术。我真不想提及这种情况：18世纪的资产阶级围坐在桌子边，一边啜饮红葡萄酒，一边虚构用来解决他们的政治困境的美学概念，这个范畴的政治矛盾本身就证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政治左派时常需要捍卫还原论和阴谋理论——虽然只要一涉及后者，激进主义者便变得如此狡猾、如此世故，变得如此羞于将其粗鲁显露出来，以至于忘记了实际上一定的理论概念不时地为政治权力所利用，有时还是相当直接的利用，这对激进主义者来说，并非明智之举。如果弄清启蒙时代的美学转向与专制政治权力问题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问题的思考，人们只有去阅读弗雷德里希·席勒的著作才能发现，显然被人为程式化了的这种关系无疑使那些“反还原论者”感到尴尬，他们或许希望席勒对此问题更为谨慎一些。另一方面，这类研究之所以过于非马克思主义化，那是因为如果把本书论述的作者的思想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物质发展、国家权力的形式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论述，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位作者的著作作出令人满意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都需要一卷书的篇幅。
　　在当前左派理论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三折屏里，过分地强调阶级这个范畴有时让人感到有可能会陷于左右和扭曲对其他两个范畴的探索的危险中。目前，后两个范畴在左派的理论准则里尚未稳固地确定其地位，因而极易为怀有偏见的阶级政治所利用。对于那些主要关注种族和性别领域内的政治解放的人来说，在这方面放松警惕性，亦即接受纯粹善良的愿望或者白种男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的自由主义，将是十分愚蠢的。由于白种男性激进主义者本身就是粗暴地使这些问题边缘化的政治历史的产物，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神奇地抛弃源自于他们的体系的劣根性。纵览欧洲左翼政治场景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美国的左翼政治场景的某些方面时，有人抱怨社会主义的话语目前已普遍地使得那些替代性的政治方案黯然失色，人们不难感觉到，这种抱怨不仅日益显得不近情理，而且至少在某些背景之下是种辛辣的讽刺。事实是，在当代左翼思想的许多领域内，各种因素的结合有助于公开地或秘密地以献身于更为“趋时”之政治斗争模式的名义来诋毁诸如社会阶级、历史的生产模式以及国家权力的形式之类的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压力下，这些因素中的最主要因素已经把矛头转向了几个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右派。在成功地使得那些先前自负而好斗地为革命策略辩护的人沉默不语之后，在士气低落的政治范围和思想意识领域内，这种转向是富有戏剧性的。就这种情况而言，人们只能将其描写成政治热情的普遍低落，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左派们加快了(有时是悲惨的)优先迁就资本主义政治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即在某些长期的解放政治的模式显得要么令人难以对付、要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政治上持左派观点的人更容易满怀希望地着手于其他似乎可能带来一些更直接的利益的替代性问题——那些狭隘地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常常加以贬低、歪曲和排斥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关注无阶级的政治形式，部分的是对更为传统的政治抱负目前所陷困境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但持这种看法决非有意要贬低这些替代性运动的内在重要性。任何期待无须通过与充分尊重意志自由的潮流结合就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产生的效果仅仅是对人类解放学说的一种肤浅的模仿。这倒提醒我们：作为一种从未改变的社会主义策略，所谓人们受到种族或性别压迫的说法是非常空洞的，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束的条件下，这类特定的压迫形式才会最终消亡。当今，人们常常充分地强调了前一点，却危险地忽视了后一点。在大多数解放文化理论得到详细阐释的社会里，社会主义思想的贫乏(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极大地加剧了这种更普遍的困难。在受到关注的左派三折屏风中，一如软弱无力的美国概念“阶级主义”所见证的那样：毋庸置疑，社会阶级一直处于最高雅、最遭人敷衍地表示重视的主题之地位。不过，在欧洲，这也是个非常引人注意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造就出一代具有左倾色彩的理论家和学生，由于不应归咎于他们的原因，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记忆，也没有受到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说他们没有政治记忆，指的是，在西方世界里常常没有什么值得越战后激进的一代青年铭记的政治内容；说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指的是，目前最不应想当然的事，就是认为人们已十分熟悉国际社会主义的复杂历史和与之相伴产生的诸多理论上的争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目的不仅要反对激进的观念——这或许是人们时刻期望的事——而且要把激进的观念从生动的记忆中抹去：也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忘的环境，让人们能够把激进的观念置于我们的概念能力之外，似乎它从未存在过。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能让最近一度显赫的政治活动形式抹杀、歪曲或掩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丰富的遗产。我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环境中，理所当然地自青年时代起我就积极地投身于这类政治活动，我相信，目前任何形式的试图避开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激进主义都是注定要灭亡的。目前，主要在美国，同时也在欧洲许多地区，有些人对诸多特殊的政治问题持坚定的激进态度，与此并存的情况则是，居住在市郊的中产阶级明显地对社会主义斗争毫不关心、一无所知。我相信，男性或女性的社会主义者们都不会因担忧怕被人认为是宗派主义者或不合时髦而默认这种冷漠。
　　本书不断涉及的一个主题是身体(body)。这一主题与上述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为这个时髦的主题辩护：今天，极少的文学文本可能使之成为新的历史主义准则，除非该文本至少包含着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对身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我希望本书可被视为是从新的取向来扩展探索问题的高产线。同时，由于对身体，对快感和体表、区域和技术的深思扮演着不那么直接的身体政治的便利的替代品的角色，也扮演着伦理代用品的角色，所以如果感受不到这一点，要想读懂罗兰·巴特或米歇尔·福柯的晚期的著作将是十分困难的。这种话语中存在着享有特权的、私人化的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往往产生于不那么异乎寻常的政治形式遭受挫折的历史时刻。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身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这种研究远离阶级政治，因为谈起身体，阶级政治几乎认为它没什么重要；这种研究亦同样地远离后阶级政治(post-class politics)，因为后阶级政治在身体的强烈感受中回避令人烦恼的“全球性”问题。
　　在写本书时，我确实想驳斥这样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联系都必定是令人厌恶反感的或是让人无所适从的。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的目光也对准了那些政治左派，他们认为，美学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为文化政治这一替代形式所击溃和取代。正如我希望证明的那样，从百分之百的历史意义上说，美学的确是个资产阶级的概念，它萌芽、发育于启蒙运动时期；但是，只是对极端非辩证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或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而言，这个事实才可能暗示着必然的谴责。先确定某一具体观念、实践或原理的资产阶级来源而后又利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声明自己与之脱离关系的，正是左派道德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从未停止过赞扬资产阶级——珍视并追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激进主义者要么不断地从这份遗产中学习，要么面对将来僵死的、褊狭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前景。那些只要提及“自由人道主义者”这个可怕的术语就被安排去追求去中心化的主体性的人们，现在却被迫矢口否认建构他们的历史，但这历史决不可能始终是负面的或压迫性的。由于我们自身的政治险境，我们忘记了早期的自由人道主义者为反对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专权政治所作的英勇斗争。如果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严厉的启蒙主义批评家，那正是启蒙主义赋予了我们这样做的能力。情况一贯如此，解放过程中最为棘手之事是从自身中解放自己。正如马克思、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本雅明所理解的那样，激进主义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拯救和补偿我们所继承的阶级遗产中仍有活力和价值的一切对左派政治有用的东西。“利用你所能利用的一切”是布莱希特的响亮口号——当然，这也意味着应该毫无留恋地抛弃传统中已无用处的东西。
　　我认为，美学本身具有矛盾性，而只有上述这种辩证的思想才能充分地涵盖美学的矛盾性。作为一种理论范畴的美学的出现与物质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文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通过物质的生产成为“自律的”——自律于其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能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新的美学话语想要详细论述的就是这种自律性或自指性(self-referentiaIity)的概念；从激进的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审美自律的观念是多么无能为力也是相当清楚的。于是，艺术便如被人们所熟悉的激进思想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极易避开其他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从而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在这块飞地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护所以避开其本身具有的竞争、剥削、物质占有等实际价值。更为微妙的是，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所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不过，这个自律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说它一方面提供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那么，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的力量和能力的自我决定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成了革命性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人类学的基础。我力图阐明，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力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象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美学标志着向感性身体的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以细腻的强制性法则来雕凿身体；美学一方面表达了对具体的特殊性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普遍性。如果说美学为目前尚处于相互分离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提供了一种和谐的乌托邦形象，那么美学则又阻碍着走向这种历史性一致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并使之神秘化。对美学这个双重性的概念所作的任何不加批评的赞颂或闪烁其词的指责，都可能忽略美学本身真正的历史复杂性。
　　人们可以在其他不少地方，比如在保罗·德曼后期的著作中就能发现这种片面性。我欣喜地看到，在他的著作和我所作的探索之间有着某种意想不到的一致性。德曼后期的著作表现了对美学观念所作的令人振奋又相当复杂的解神秘化，也许可以说这种解神秘化贯穿了他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所说的许多东西我都是完全赞同的。德曼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语言学到感性经验的现象学还原，包含心灵和世界、符号和事物、认知和感知的混淆，在黑格尔的象征中这种混淆被视为神圣，而康德极力把审美判断与认知、伦理和政治的领域严格区分开来的行动则抵制这种混淆。通过抑制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偶然的、令人迷惑的(aporetic)关系，这种美学意识形态便使前者(语言)自然化或现象学化，并因此陷于用意识形态思想所特有的方式来把意义的偶然性转化为有机的自然过程的危险之中。毫无疑问，有价值的、机巧的政治在此起了重要作用，而在那些左翼批评家看来，德曼只是一个顽固的“形式主义者”。然而，这是一种代价昂贵的政治。德曼本人早年涉及极右的机体意识形态。人们认为，他对这一事件的过激反应导致他长期保持他早年对解放政治的敌视态度，并以之压抑美学潜在的积极面，尽管目前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敌视以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极少批评家不曾热衷于身体性(bodiliness)——感官的创造性发展的全景、人类存在的动物性方面、快感、自然以及自娱的能力，所有这些如今却成了必须坚决抵制的、隐伏的审美诱惑。最后一位能使人们想起德曼魅力的批评家是巴赫金。人们也许会对德曼后期的政治假设有所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地就会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无一例外想要将社会实践“自然化”或条理化。不过，德曼无疑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彻底的政治批评家。不难理解，这种政治的一贯性，他的著作图解的一切，都基于他对政治解放实践的持久敌意。在此意义上，安东尼·葛兰西是正确的，他在《狱中笔记》中写下了一段引人注目的预言：“可以断言，弗洛伊德是最后一位空想家，德曼也是一位‘空想家’。”
　　也许我得说明一下本书所省略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我没有广泛地涉及英国的美学思想传统。读者肯定会发现，在我所论及的大多数德国著作里，都能听到柯勒律治、马修·阿诺德、威廉·莫里斯等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回音；但是，这个特殊的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既然许多英式话语(Anglophone)的传统实际上是德国哲学的派生物，我一直认为最好还是直接讨论本源。其次，我省略了对实际的艺术品的研究，这也许对某些读者来说是更令人感到恼怒的省略。那些在文学批评的思维习惯方面训练有素的人常迷恋于“具体的说明”；但是，由于我拒绝接受认为理论只有作为美学著作的谦卑的侍女才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尽可能对具体的艺术品保持最大的沉默，以便挫败这种期望。不过，我得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把本书当作一种双重性的文本来构思的，在论述欧洲美学理论的时候，把每一个论点都与对爱尔兰的文化的思考结合起来。在谈到康德与爱尔兰革命联盟的联系时，我将在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来研究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及其政治同僚，将依据欧洲的唯心主义思想来重新评价从托马斯·戴维（Thomas Davis）到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c Pearse）的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我还打算稍微松开一下加在马克思、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以及辛·奥凯西(Sean O’Casey)等人身上的枷锁，把尼采与王尔德、叶芝，弗洛伊德与乔伊斯，叔本华与阿多诺以及萨缪尔·贝克特，(更广泛地)把海德格尔与约翰·辛格和西玛斯·汉内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这个宏伟计划的结果或许是会出现一本唯有受过正规的举重训练的读者才能举起的大部头来。因此，我将保留这本著作，或者为了进行一种获得专利的棋盘游戏，让参加游戏者最大可能地想象欧洲哲学家与爱尔兰作家之间可能有的联系，以获得高分。要不，则是以备将来研究之用。
　　我希望人们不要错以为是我本人认为的，本书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某一角度看是时下激进的批评家最应该做的工作的典范。对康德的第三个《批判》的分析或者对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冥想的探索，都不是政治左派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有许多激进的文化探索比这种高度理论化的工作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对于政治领导权所赖以维持的各种机制的更深刻的理解才是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我相信，美学探索可以产生这种洞察。这个计划没有包括一切，也许不会受到蔑视。
　　毋庸置疑，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不是个职业哲学家。因此，我对在此领域内比我更内行的各位朋友和同事深表诚意，他们审阅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约翰·巴里尔、杰伊·伯恩斯坦、安德鲁·波维、豪沃德·凯吉尔、杰里·柯亨、彼特·杜斯、约瑟夫·费尔、帕特里克·加迪南、保罗·哈米尔顿、肯·赫斯柯普、托里尔·莫伊、亚历山大·内哈玛斯、彼特·奥斯本、斯蒂芬·普利斯特、雅克琳·罗斯和维格兹·桑格·米勒。由于他们宽容了我的错误，他们也应对其错处负部分责任。我一如既往地感谢编辑菲利普·卡本特和苏·维丝，他们的敏锐和能力自他们学生时代开始写作论文起就始终未减。在最后结束这个话题前，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威德哈姆学院，二十多年来学院一直支持和鼓励我创建忠实于具有不守旧的和批评风格各异的悠久传统的英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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