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千五百年前社会之情形，与今日绝相悬殊者，厥有一端，日“贵族阶级之存在”是已。于斯时也，社会有显相分别之两阶级，一日“贵族”，一日“平民”。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凡社会中之握政权者，莫不由贵族世袭；而平民则仅为贵族之仆役，平居则授田耕牧以奉养其上，有事则赋甲从戎以捍御其敌。在二千五百年前之人类，盖有层层同定之阶级，其权利义务，即视其阶级之等差而不同。而当时亦咸以此为当然之现象，莫有悟其非者。及至孔子之时，贵族阶级已将次崩坏，诸侯上僭于天子，卿大夫上僭于诸侯，陪臣亦上僭于卿大夫。盖贵族阶级之自身，已不能自守其阶级之制限，甚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臣贼子不绝迹，而贵族阶级之自身，从此大乱。因贵族阶级之扰乱，而平民受其殃祸。孔子生丁其时，其先世盖亦贵族之苗裔，早年即好学不倦，于从来贵族阶级一切制度礼乐，均所晓习。概其时贵族之骄奢淫乱，而忧其不可久；感平民之困苦憔悴，而思有以拯之。于是始倡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复礼”之主张。以为使贵族阶级能一一恢复其从前相传之制度而恪守之，使诸侯尊其天子，卿大夫尊其诸侯，陪臣尊其卿大夫，则贵族之扰乱可以平息。为贵族者既可以长享其福利，而为平民者，亦得脱出于当时之祸殃，而安度其耕牧事上之生活。此孔子之理想，所毕生竭力以趋赴者也。然孔子自身，其在当时，则一贵族阶级中堕落之平民也。夫既为平民，则仅当依奉贵族之意志，而尽力以供役使；此当时人类所认为天经地义之大道也。而孑L子顾不然。孔子以一平民，而出头批评贵族之生活，而欲加之以矫正。孔子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明其亦不得已也。然而从此乃招贵族之忌，奔走天下，栖栖皇皇，迄无宁止。削迹于宋，绝食于陈蔡，历人世之艰辛困阨，而其志不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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