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蕴慧（Karyn L. Lai），新加坡人。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副教授。兼任《中国比较哲学》（Chinese Comparative Philosophy）、《哲学指南》（Philosophy Compass）杂志编辑，《索非亚：国际宗教哲学杂志》（Soph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形上神学与伦理学》（Metaphysical Theology and Ethics）助理编辑，《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书评编辑，国际中国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咨议委员会委员。另著有《师法中国哲学：相待与处境化自我的伦理》（Learning from Chinese Philosophies: Ethics of Interdependent and Contextualised Self）（2006）。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2006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杨国荣教授。出版专著一部（《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译著一部（《知识与文明》，Barry Allen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是新近出版的一部综合展现了西方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优秀著作。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内容主要涉及中国轴心时代诸子学说以及中国佛教，主要探讨了儒、墨、道、法、、名、《易经》、佛学的核心概念、主题以及论辩方法，描述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一些观念在后世经学者阐释的流转传承。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点，并以之检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核心思想，使之超出历史语境而具有普适特点，呈现出富有生机活力的面貌，令读者产生与古贤直接对话之感。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列出了中国哲学经典的优秀英译本目录以及大量英语研究文献，可供读者按图索骥理解西方中国哲学研究的境况和脉络。

　　作者文笔清晰流畅，在关注哲学观念的同时，对诸如文本不同层面的作者归属问题这种文本复杂性异常敏锐。对于任何关于中国哲学的大学本科课程来说，本书都是一部非常有用的教材。
　　——信广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

　　本书清晰流畅、论证充分、剪裁合理，很好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观念及其准确定位。可读性非常高，对那些对中国人文精神感兴趣的学生非常有激发性，尤其值得推荐给中国哲学导论课程做教材。
　　——成中英，国际中国哲学学会荣誉会长

　　尽管本书没有对中国哲学的各个时期和中国哲学史的全部人物、流派等等做详尽的考察，但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及特点，这是本书的特点和意义。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所长

　　第一章　中国哲学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起源
　　经过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长期的动荡，封建制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21年）覆灭了。在那大动乱的时代里，很多原本出身特权阶层的人失势之后不得不另谋生计。他们中很多人看到了动乱的原因，并提出如何纠正治理的对策。春秋时期，士阶层兴起。士向当权者建言献策，并效忠于各自的卿大夫（Hsu 1965）。孔子以及他的很多学生即是士的代表（Hsu 1965：34-37）。尽管失去了先前的特权地位，士仍然很快重新获得社会地位，成为显赫的社会与文化精英。有能力的士摆脱了对卿大夫的依附，开始发挥出比卿大夫更大的作用（Hsu 1965：8）。结果，当权者争相拉拢最有能力的谋士（Hsu 1999：572-583）。
　　有识之士散居四方，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我们看到了系统探究在中国的发端。士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各种主张。政治形势的迫切性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理论：诸多讨论注目于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和良好的统治。《庄子》，这部编纂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道家文献，这样描述当时的思想蕃育：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篇》）
　　The empire is in utter confusion，sagehood and excellence are not clarified，we do not have the one Way and Power... There is an analogy in the ears，eyes，nose and mouth；all have something they illuminate but they cannot exchange their functions，just as the various specialitie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all have their strong points and at times turn out useful. However，they are not inclusive，not comprehensive；these are men each of whom has his own little corner.（Zhuangzi，Chapter 33，trans. Graham 2001：275）
　　学者已经用“百家之学”刻画当时的观念多样性及论争精神。【参见Fung 1952：132-169。】 所谓“家”指的是早期思想者所组成的思想团体。不过，中国思想史早期对“学”的分类极不系统。史家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是最早区分早期中国思想流派的学者之一。他把诸子学说归约为六家：
　　（1）阴阳家：以阴阳两大原则为基础，特别是把它们应用于宇宙论；
　　（2）儒家：文士或学者的学派。它包括狭义上的“儒家”，即孔子学派（Confucianism）；
　　（3）墨家：由武士和匠人组成，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创始人为墨子；
　　（4）名家：这一派思想家讨论的话题涉及名与实的关系；
　　（5）法家：注重法令，强调“法”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
　　（6）道德家：这一家在争论形上学及政治社会哲学时强调“道”与“德”。（Fung 1948：30-31）
　　司马谈的六家分类法相当随意，其中三家（阴阳家、法家与道家）依学说主张，一家依追随者的社会特征（儒家），一家依学派的自称（墨家，源自创立者的名字），一家依探索的领域（名家）。这种复杂性从一开始便一直是中国思想论争的一个重要品性。在多种观点相与竞争的背景下，观念的论证和辩护很重要，整合不同视角的思想亦同样重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哲学的诸多特质。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特质
　　修　身
　　中国早期思想家认为，学习旨在改善自我以及社会。他们探讨了不同的修身概念。儒家认为，学习和德性培养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面向。他们相信，有修养的人才有资格引导他人。这一观念对中国社会影响广泛，其重要且持久的遗产之一则是科举考试制度，这是一套从优秀学者中选拔官吏的体系。该体系基于以下信念：熟悉经典文献的学者同时也将擅长于治理国家。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多年，从隋代（581—618年）一直延续到清代（1644—1911年）。【当然，更确切地说，科举制度延续到了清代末年，即1905年。——译注】
　　德智统一的信念或许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不过，其他学派也在思考修身的问题。墨家的《墨子》一书中有一整篇专门讨论修身。在那一专篇里，作者讨论如何发展出利天下的责任感（Schwartz 1985：158）。哲学意义上的道家在《道德经》、《庄子》与《列子》等文本中倡导以直觉的方式体验道，过一种不受世俗言行习见玷污的生活方式。道家传统的修身要求祛除社会的诸多影响，根据自然无为的原则养护生命。除道家之外，另有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在汉代开始盛行。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它对“道”做了宗教意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道教的修身包括玄妙的修行，严格的身体规训，以及炼丹探索（Robinet 1997；Kohn 1993）。杨朱（约公元前350年）常常被描述为“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主张“为我”哲学。他的修身观注意到身体，要求自我免受社会的杂染与腐蚀。【按照儒家孟子的解释，杨朱的学说提倡自私自利。孟子对杨朱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后者不愿意担负社会责任与公民职责。相关讨论参见Graham 1989：53-64。】 即便是辩者，他们看似争论一些有关语言与实在如何联结的抽象话题，但始终会考虑如何为当权者出谋划策，提供实用的建议（Graham 1989：75-95）。
　　早期思想家不只认为理智探究必须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追求内含着道德意义。这意味着，道德概念常常用动态的、情境的术语加以阐明，以便把握修身的发展本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哲学对伦理的讨论几乎总是涉及实际应用层面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由于人的能力不同，因个体、因阶段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家不考虑抽象问题。他们确实也有思辩的一面，包括对逻辑难题的沉思（尤其是在辩者那里）、隐喻、类比、富有启发性的比拟等等。不过，总而言之，他们较少关注对一般性的或规范性的标准和原则的讨论。或许正因为在伦理讨论中极重视经验和实践，这一主导性倾向致使康德贬低中国哲学：
　　整个东方找不到哲学。……他们的导师孔子在其著作中的教导不外乎为君王所设计的道德学说……还举了一些中国先王的例子……但德性概念和道德概念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要抵达善的观念……需要［某些］研究，但［中国人］对它们一无所知。【赫尔穆特·冯·格拉泽纳普（Helmuth von Glasenapp）：《康德与东方宗教》（Kant und die Religionen des Osten），《哥尼斯堡大学年鉴附录》（基青根-美因［Kitzingen-Main］：霍尔茨纳［Holzner］出版社，1954），第105—106页。译文转引自秦家懿（Julia Ching）：《中国伦理与康德》（‘Chinese Ethics and Kant’），《东西方哲学》（Philsophy East and West），Vol. 28，no.2，April 1978。秦着重讨论早期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在结构与机制上的根本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哲学中的伦理学进路并不始于以下任务，即决定对的或善的道德原则，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抵达善的观念”。以修身观之，“善的观念”是一静态概念，因此不能满足人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关于社会生活与个体的生活目标、个人品性的发展方式等实质问题，诸家的看法各不相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结合不同学派的哲学详加讨论。】再者，个体对道德能力的发展速度各异，程度各异。中国早期思想家认为，即使存在行为和行动的规矩，但特定个体总是得令它们适应具体应用的情境。对中国早期思想家来说，基本的问题不是设计行为的规范或标准，而是它们如何由不同的人应用于不同的情境。在中国哲学中，首要的道德问题不是“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
　　依中国哲学，个体本质上是由关系构成的情境化自我。这是说，自我的形成有赖于很多因素，包括自我与重要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在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情境中的经验。人们很少将个体理解为独立而超然的道德主体，或者根据独立自我的理想范式评价个体。依照中国哲学的自我图像，关系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价值、思想、信念、动机、行为与行动。
　　对中国哲学中不同思想流派稍加检阅便可以看到，上面说的一般特征体现在不同的哲学之中。较早的儒家集中讨论统治者，即天子的责任。对民众来说，天子是上天的权威代表。儒、墨二家早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情境中的人伦关系。儒家稍后（战国时期与汉代）的讨论也涉及天、地、人三者关系。道家超乎人伦关系而关注道。《道德经》和《庄子》这两个主要的道家文本将人与自然界加以类比。它们强调，重要的是要理解各自情境中的一切事物、过程、因果联系及动力。汉代的宇宙论认为在天人之间存在联系，这是一个儒道二家都详加解释的通行主题。《易经》用于占卜，它的编纂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汉代学者重新解《易》，以强调天人一体和天人对应之说。（Schwartz 1985：358-370）。我们将看到，不同的哲学对自我实现的理解大相径庭，这也往往导致了深层的分歧。然而，它们对生命、对存在的基本理解是相近的，即，个体必然处于关系之中，必然坐落于情境之内。后面的章节将考察这种生命观如何呈现在各种学说之中：对于好的人生来说，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如此，它要求其个体通过协商与他者建立关系。
　　自我首先在于它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深嵌在情境之中，从当代眼光来看，这样的自我观将会引起人们对于个体地位的关注。比如，这样理解的自我会不会淹灭在关系之中？人生的目的难道就是承担不能承担的任务，即在做母亲、女儿、职员、教师、姑姑、甥女或妻子等等之间变换？这一自我图像几乎完全系于它的角色。【杜维明探讨了对儒家思想的这一理解，并且反对它对儒家思想的简单化理解。参见杜维明：《儒家论学会做个人》（‘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to be Human’），载（1985）Confucian Thought：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51-66。儒家伦理关于角色的讨论，参见58页及以下。】同样，人们还会关注这样的自我观是否关联着儒家社会或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观点，与之相对的，则是个人主义社会允许并鼓励责任心、创造性以及自我的其他表达（相关讨论参见Tu 1972：192-193）。人们认为，中国哲学一般说来倾向于关注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反对以截然二分的方式，即，要么个人主义要么集体主义的方式标识意识形态的做法。中国哲学的各家学说没有留意与个人利益或志趣有关的事情，这样的说法未免失之偏颇。中国哲学的确思考特定个体与事件的细节，只是它们常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要把仅仅属于个体利益或志趣的事情抽离出来极其困难。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中国哲学的立场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相反，中国哲学倾向于设想主体或个体间的相待相依，对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重叠的讨论甚多。这一点提醒我们，仅仅从自私自利或屈己为他的角度想问题都是矫揉不实的。这一点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中国哲学并不缺乏个体成就的观念。不过，个体的成就、创新、智谋与其错误与缺点一样，都只能从个人在制约环境中的位置出发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优先于个体，因为个体可以变换其环境。这样，个体并不先于整体，反之亦然。
　　和　谐
　　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家来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头等大事。中国哲学首度勃兴的“百家争鸣”时代就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持续五百年之久。思想家殚精竭虑，劳心探究何种制度、方法或途径可以确保稳定与和平。按照儒家的理想社会观，良好的关系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从家、国关系看，家是小宇宙，国是大宇宙，后者包含良性的人际关系，导人向善的制度，其治理者则是仁君圣王。墨家不赞同儒家之说。他们担心，儒家注重私密关系，这将诱发结党营私而非利他主义。墨家认为，从国的立场看，有必要培育兼爱，即人人关心他人。儒家的路子提倡培育特殊关系，它实际上滋生了对特定群体的忠诚。在墨家看来，其后果显然是家、国之间的战争。墨家确信，实现和谐的途径在于法制化。他们相信，有法很重要，有法才能确保人们有同等的待遇。换言之，法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建制。在这些方面，法家赞同墨家对法的看法，但他们对法之目的、实施的理解却大不相同。墨家试图通过“法”实现利他主义，法家则把法视为控制百姓的工具。法最终服务于巩固统治者的权力。辩者同样重视统一，这种关注是从早期墨家那里而来的。辩者的宗旨，在于通过解决分歧来确保学说与信念的统一。他们相信，争论的根源在于概念及其运用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一旦澄清词语和词语所指对象之间的关联，争论就可以解决。
　　在早期思想家之中，道家特立独行，对社会秩序与齐同心怀疑虑。道家哲学信奉多样性与多元化，常常思及自然界中的自然种类与事件，在解释事件和进程时质疑人类中心论和化约论。道家哲学文本表达出一种现象混杂不可预测的感觉；诸种事件挑战着人类厘清、掌控与操纵现象的企图。《庄子》看起来甚至赞颂不同个体与观点间的差异所造成的驳杂凌乱。不过，和谐依然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旨趣。当然，与其他哲学不同，它并不认为整体和谐的前提条件是消除个体差异。在道家看来，其他思想家统一差异、将之系统化的努力事实上只会导致分裂与混乱。与之相反，以道家观之，和谐乃不同观点之间活泼的交流。尽管与其他思想流派之间有着根本分歧，道家哲学同样追求在多元之间最终实现和谐共处。《道德经》不断提到，道无所不包。《庄子》也特别关注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否会勉强把多样性同一化。中国哲学的整体视角有很多在哲学上值得注意的特点。从总体的角度看，不同个体、存在者与群体间的关系是不可化约的。换言之，总体不止是部分的总和；对总体的恰当描述必须考虑到个体、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总体中的位置。
　　变　易
　　中国哲学安顿个体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相应性。此一进路，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有不同程度的阐明，而在战国后期及汉代的论争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时人们致力于系统阐明宇宙自然秩序（包括日蚀、月蚀、地震、星体的位置、气候、天气和四季）和人世事件之间的关系，包括人的健康、社会建制、政治领导等。这一时期，人们重新诠释《周易》，深入探究其中那些与占卜实践相关的预设。顾名思义，《周易》主要讲“易”，也就是变化，以及变化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影响力。以《易》观之，变化并非离散或独立的现象。周遭环境的变化，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个体。这是说，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的制约。同样，个体对他者的影响也不是显而易见或可直接量化的。这就是感应说。所谓感应，实则凝结了很多想法，如个体自性之相待，个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在因素的不可直接控制，个体影响他者的能力，等等。当然，个体看上去易受外界影响的脆弱性不能仅仅从消极的一面理解。变化也可以有积极的影响。进而言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个体就不应该只追求合乎自身利益的东西。与己相关的他者的福祉，更宽泛意义上的良好环境，这些都极可能构成有益于个体的善。
　　变化的概念跟和谐的概念密切相关。前一节说到，中国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谐：一致、着意的统一、合作、整合、秩序、稳定与平衡。当然，这些进路对整体及其内部动力机制的理解甚为悬殊。中国哲学致力理解事物间的相互影响、关联、变化，以及它们对和谐的影响。智者预知变化，也知道如何应对得宜，从而取得有益的结果。
　　《易经》哲学
　　《周易》以“变易”为名，系心生活中情境的变化，情境对个体及其环境的影响，个体如何应对变化，从而即使不尽取其利，也可将损失降到最低。就此而言，它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实用导向。从性质上看，并非整部《周易》都是哲学文本。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写于公元前9世纪，实为卜筮而作。它既然用于实际的占卜活动，难免零碎，缺乏严格的系统。《周易》文本有意思的是背后的隐义：关于世界的预设、世界不同部分间的关联、事物间的关系、因果联系的复杂性、流变世界中人的位置，以及个体行为与反应的重要。
　　战国及汉代的思想家关注《易经》，努力挖掘其中的深意。附于《易经》的传注深入反思《易经》及其方法与应用。这些传注如今已经成为《易经》传世文本的一部分。本书第十章将对它们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尤其着眼于秦代之后中国哲学的演进。《易经》以及同时代其他一些富于生发力的文本，它们所贡献的观念和主题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接纳佛教思想以及促进佛教后续发展之具。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将《易经》中所蕴含的若干主题提出来加以讨论。理由有二：这些主题广泛呈现于中国哲学各领域的学说，同时它们也建构了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事实上，《易经》这部书涵括了中国哲学之思的各种要素及概念框架。因此，认识这些要素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中国哲学中的论辩。在第十章更加细致地探讨之前，我们在这里先简略勾勒一下《易经》哲学的一些重要特点。下面讨论的七大特点将在第十章加以展开。
　　（1）观察的首要地位。《易经》强调，对于反思来说，观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甚至，观察可能还在程序上先于反思。《易经》中的预测与规定均以观察为基础：观察世上的联系，运动和变化。人们通过观察感知样式、规律性和关联性。与《易经》的这一思路接近，不同派别的思想家都将观察作为各自的出发点。例如，思想家沉思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正是对社会中的腐化与自私现象做出回应。基于自身的经验，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理想和解决方案。思想家，尤其是后期墨家反思语言以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着意考察语言这一文明产物如何能够反映丰富多元的世界。概言之，在早期中国哲学关注的各种领域中，一个明显的特质是注重经验，从对世界的经验与观察开始。
　　（2）整体及周遍的视角。人们对《易经》中的卜辞加以诠释，从而使它们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情形。不过，卜辞必然要把特定的事件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对更大情境的意识，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不同的哲学理论都关注整体。所谓整体，可能是人类社会、道、天地，或者宇宙。中国哲学尽管承认个体是经验的主体，但它同时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只有在背景性的境域之中，经验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将自我理解为植根于情境之中的存在者，而特定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则是自我的构成要素之一。这种对自我的理解为不同的哲学派别所共享。着重涵摄性和整体性的视角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表征，那就是没有（预设）完全独立或超越于现世生活之上的实体或存在者。中国哲学固然设想整体——不管是在人类社会的意义上还是在宇宙的意义上——但我们看不到它涉身抽象理论上的绝对者或普遍者，一个发布或操控世界秩序的绝对者或普遍者。即使道这一概念有时会被描述为超越者，但它并没有脱离或独立于现世生活。由于中国哲学持一种宽阔周遍的视角，它也就倾向于从涵摄的角度理解整体性。
　　（3）辩证互补的二元论。依照《易经》的概念框架，高与低这组对立的概念是互补的，其他如动与静、刚与柔等等也是如此。用这些概念对子加以解释的变化呈现为类似于四季更替的态势，一个阶段代替另一阶段，后一阶段又在适宜的时节替代前一阶段。道家哲学将这种二元互补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二元互补并不限于道家。比如，儒家就强调关系的互惠面向。）道家哲学所阐述的评价概念既采用二元对子的形式，自然要质疑惯常用以标识成功或幸福的那一元。二元互补亦显见于道家的论辩。一个突出的例子：庄子与辩者辩【第七章讨论了辩者的哲学观点。】，后者试图通过将名固系于实，即决定名在真实世界中所指称的事物，以此来解决争论。庄子反对这种非此即彼（也就是说，依照排中律）的逻辑。与之相对，他认为，辩证地评价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将会更有获益。
　　（4）关联思维与感应。关联思维采取一种宽泛的视野，认为某一领域的事件和情境平行于或有助于解释另一领域的事件和情境。早期中国哲学有一个例子：乱国与病体相关联，二者都因成员之间缺乏合作而处于失和状态。感应则是更为特殊的关联，它实际上假定了某些因果联系。感应与关联思维都是汉代整体性思维的特征，它们也只是到了汉代才得到充分发展。不过，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关联思维的端倪。例如，儒道两家都把天地间的合作共济或更质朴的对应关系置于一侧，呼应另一侧的社会—政治领域。在儒家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更加特殊的相应关系，即家、国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和谐之间的相应关系。战国时期人们相信日食或月食等天象兆示了某些即将发生的人事，荀子感到有必要加以驳斥。由此可知，人们对于天象与人世幸福之相关性的信仰在当时广为流传。
　　（5）对卦义及其对应关系的诠释进路。这一点虽然跟《易经》在卜筮活动中的应用特别相关，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诠释进路对中国哲学有更广泛的重要意义。例如，中国哲学反对萦心于普遍有效的规范或真理。这不是说中国哲学不讲原则或价值，而是说中国哲学更愿意认为规范或真理本身只有初步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据相关的环境要素进行调整或修正。至于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哪些是相关要素，则要因时而异，待解释而定。在众多文本所反映的思想家看法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它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具体性、情境性以及实践性。由此，我们可以注意中国哲学在反思和学问方面的独特性：涵泳不同作者的洞见，解释之，并将之应用于身边的情境之中。实际上，这种让前贤洞见变得合乎时宜的办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广为应用，但同时人们对它也颇有争议。
　　（6）恒变与常动。这一特点与上面一点相关。上面一点强调了诠释相应于情境要素的开放性，而这里则着意于变易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其迫切性。《易经》所呈现的态度是预期变化，并探寻未雨绸缪、应对变化的办法。早期思想家对社会—政治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层面的恒常变易有敏锐的觉察。不同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但彼此间又存在共识：匡正时弊的规范和理想必须适应新情境下的不同需要。诸家之中，唯有早期儒家（荀子例外，虽然他是儒家）孜孜于崇古。
　　（7）判断对行为的指导性。人们试图找出卓有成效的行事方法，这样的愿望推动了卜筮的产生。不仅《易经》，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都有讲究实用的明显取向。以改善伦理与政治状况为指向，早期思想家对这些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思考。在很多方面，中国早期思想家的内驱力来自矫正社会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辩者不断遭受批评，因为他们沉湎于为辩而辩，对实在的生活方式毫无现实意义可言。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是辩者关于语言的争辩、关于语词及复合语词的意义的争辩，也都源自现实的关切。关切现实事务的倾向在各家讨论基本方略时表现得最为清晰。儒家的基本方略是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培养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有意义地生活的技艺。道家强调无为，讲究顺而不逆；也有一些道家信徒热衷于发展有利于延年益寿的宗教技艺或炼金术。法家的政治方略明确赞成君主驾御臣民。也有一些诸如《孙子兵法》那样的讨论军事方略的文本。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哲学关注修身，大批思想家津津乐道于道德修养、身体健康、超人的技艺，以及精神上的满足与心理上的安宁。
　　这里所简述的《易经》哲学的七个要素，本书后面还会对它们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哲学运思的若干特征。
　　哲学运思
　　论说与论辩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自中国哲学发端的春秋时期开始，思想家便不得不直面观点的多元性与差异性。J. J.克拉克（J. J. Clarke），这位考察西方思想史不同阶段对道家观念的接受与诠释的学者，认为有一个关于多元性背景的论述不容忽视：
　　这些论辩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看：宽容的态度与多元主义的态度早已渗入中国文化生活的很多层面。这种文化态度直到晚近才为西方所接纳。（Clarke 2000：27）
　　克拉克指的是公元4世纪以降相对立的释道二家之间的论争。不过，在此之前已有儒、道、墨之间的论争，各派的思想家相与诘难。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出现了思想家相聚而争鸣的情形。著名的有稷下学宫。【关于稷下学宫的组织，存在一些争议。倪德卫（Nivison）等学者认为，稷下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1999：769-770）。此外，他们还认为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包括荀子（公元前313？—前218年？）和慎到（公元前390？—前315年）都属于稷下学宫。倪德卫还指出，稷下学者被禁止担任政治职务，他们只有建言献策的权利。然而，席文（Sivin）却认为，将稷下学宫当作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的看法缺乏有力的证据（1995b：19-26）。】所谓“稷”乃是战国时期齐国都城的一处城门。持不同见解的学者获得资助，云集于稷门附近。广招贤士的是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思想家的集聚（比如在稷下）与思想的激发促进了综合方法的发展。综合方法是汉代哲学的根本特征。从诸多不同的学派中吸收洞见，并把它们统入一个有活力的理论，这样的方法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特征。综合的进路明显不同于分析，后者注重理解特定理论背后的假设，论证其基本概念与观念的合理性。分析的方法力图将论证的基本要素区分并独立开来，而综合的方法则要把来自不连贯的、甚至可能是相左的理论的观念整合在一起。随着综合思维的广泛应用，其结果是，很多中国哲学家吸纳了来自自身传统以外的东西。中国哲学家方东美如此把握综合精神：“从家庭传统上说，我是儒家；就脾性而言，我是道家；在宗教和性灵方面，我是佛家。”（Fang 1981：523）
　　因此，研究中国哲学了解思想史非常要紧，这样才能抓住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传统这一观念尤其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综合方法的运用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上的观念或者成为新学说的基础，或者被重新解释，或者被应用于各种论辩，或者被后人借为己用。这些进路对中国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影响造成了论题、概念与观念的层层累积。因此，清楚刻画某一思想流派与其奠基者相联的原汁原味的特质绝非易事。所以，比起谈论清晰明确界定的各“家”哲学，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谈论不同的哲学传统。
　　中国哲学论说方式另一突出之点，在于偏好暗示性与启发式的意象、典范、类比、隐喻及例证。运用这些论说手段，不是为了描述、解释的精确性或表达的清晰性。论说时运用暗示、例证等方法，反映出中国哲学的关注点落在观念的阐明，注意挖掘观念隐含的意蕴以及探究它们的实际应用。论说方法跟理智探索的旨趣密不可分。频繁使用暗示性的方法，这样的进路意味着把解释与理解的重任付予读者。诚然，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总是要带入自己的观点。不过，一个充满诸如隐喻、类比的文本将鼓励甚至可能会要求读者的个体反省。因此，我们就不会惊讶于《庄子》阅读者的如下评论：《庄子》具有一种将读者吸入讨论并激其反思的力量。当然，并非只有道家文献有此特色。儒家的《论语》同样促使读者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不同进路与不同答案，想象对话发生的情境，反思信念与行为的理据。对每位读者来说，阅读这些文献首先是一种反思行为。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哲学不关心理论基础或哲学真理的阐明。不过，它们不是中国思想传统的唯一关怀，而且，对某些中国思想传统来说，它们也不是那么要紧的目标。请看一例。《庄子》第一章为《逍遥游》（Graham 2001：43-47），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反思活动（即沉思和反省）具有自足的价值，即，它以自身为目的。反思活动不是委身于某个目标——如果有某个目标的话。【这也许要归因于中国哲学缺乏对形而上问题的兴趣，也就是说，没有兴趣讨论终极真理或最高实在。也可能出于一种认识论上的原因：即便有最高实在，也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反思活动被视为目的本身，而非仅为达到真理的手段，这就产生了很重要的问题：哲学运思的本性是什么？哲学在人类生活中居于何种位置？这不仅是挑战哲学旨在求真这一特定的哲学观，而且还凸显了批判性反思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循此精神，它也激励读者反思中国哲学的思想内容，此外可能还要借用中国哲学的运思方式，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以及个人的知识与信念。
　　延伸阅读建议
　　Fang，Thomé H.（1981）Chinese Philosophy：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2nd edn，Taipei：Linking Publishing.
　　Fung，Yu-Lan（1947）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E. R. Hughe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ung，Yu-Lan（1948）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edited by Derk Bodde，New York：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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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西方中国哲学的发展与表述  成中英
前　言
历史年表
第一章　中国哲学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特质
修　身
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
和　谐
变　易
《易经》哲学
哲学运思
延伸阅读建议
第二章　孔子与儒家的仁和礼
第一节　《论语》
第二节　仁
仁与爱
仁与儒家金律
仁与人际关系的培育
仁与伦理智慧
第三节　礼
第四节　仁与礼
仁为本
礼为本
仁礼相待
第五节　当代哲学论争中的仁与礼
延伸阅读建议
第三章　儒家的人文化育论：孟子与荀子
第一节　孟子：人性之扩充
第二节　荀子：对行为的调控
礼与法
正　名
第三节　天道与人道
第四节　个人修身与社会平治
第五节　性格发展与技艺培养
延伸阅读建议
第四章　早期墨家哲学
第一节　墨子十论
第二节　集体之善的最大化
第三节　法
延伸阅读建议
第五章　早期道家哲学：《道德经》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道家哲学的起源和早期道家文献
第二节　道之为实在：探寻新的实在
第三节　对反：相反相成
第四节　德与个人的整体性
延伸阅读建议
第六章　早期道家哲学：道，语言与社会
第一节　道，语言和社会教化
第二节　无为
无为与为政
无为与为学
第三节　自然与无为的伦理学
延伸阅读建议
第七章　名家与后期墨家
第一节　名家的论辩
惠　施
公孙龙
第二节　后期墨家
辩
言，名与命题
科学论述
实践兼爱：效益主义道德
第三节　中国早期的语言哲学
延伸阅读建议
第八章　庄子哲学
第一节　《齐物论》中的认识论问题
第二节　对庄子怀疑论的诸种诠释
第三节　技艺的培养
第四节　《庄子》哲学的意蕴
延伸阅读建议
第九章　法家哲学
第一节　三个基本主题：法、术、势
法：准则与刑法
术：管理臣下的技艺
势：权力
集大成者韩非
第二节　法家哲学中的论争
人　性
民：普通民众的角色
善人与善法
臣：官吏体制
隐密，权力与知识控制
治国与人文发展
延伸阅读建议
第十章　《易经》及其在中国哲学中的位置
第一节　《易经》的经与传
第二节　汉代的综合与关联思维
第三节　关联思维：《易经》的精神
观察的首要地位
整体及周遍的视角
辩证互补的二元论
关联思维与感应
对卦义和其对应关系的诠释进路
恒变与常动
《易经》之为行动指引
第四节　《易经》的影响
延伸阅读建议
第十一章　中国佛教
第一节　佛教思想要义
第二节　佛教传入中国
第三节　公元5、6世纪的中国佛教
三论宗
唯识宗
天台宗
华严宗
禅　宗
第四节　中国佛教
延伸阅读建议
后　记
征引文献
译者感言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