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不能回避这条道路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关系的探讨,因而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规律和道路关系问题的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规律是道路的根本依据,道路是规律的实现方式。规律的实现以一定的条件开辟道路,因而条件构成规律与道路之间的中介环节,并对道路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正是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面临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可以说,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走向和特色。在现代化与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东方民族的独立处于优先地位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①。波兰“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②。近代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加落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下,中国始终发展不起来,处于一种贫穷、落后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若想发展起来,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才有可能。
孙中山这位“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最先擎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第一次理论自觉。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没有实现大的社会变革,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障碍并没有得到彻底铲除。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曲折而艰难的探索,正确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和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从而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相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超越性,突出体现为:在革命领导力量问题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替代上。实践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其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它不拥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的能力。实践也证明了,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列宁借助“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辩证法,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崭新世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超越性还突出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选择上。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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