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什么是腐败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家新闻网站或者报纸是没有报道过腐败丑闻的。新闻报道通常停留于表面，只是揭示冰山一角而没有往下深究其实质内容。当总理普京命令总统梅德韦杰夫下台时，这是否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斗争？还是分别支持他们的充满腐败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当自由民主党在日本执政60年后，于2008年下台时，是不是因为日本黑手党最终决定可以通过支持当时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来避免犯罪困扰？当苏丹总统巴希尔同意南苏丹分离，是不是因为他相信北部可以保留跨越南北边界的、富含石油的Abeye领土的收入？媒体巨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2010年英国大选时对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及其保守党的支持是不是他之后打算获得全国最大的卫星电视台BSkyB的完全控制权的关键所在（后来由于其组织内部的“窃听”丑闻而破灭）？
腐败不仅构成这些事件和情形的基础，而且还是世界上许多更深刻问题的源头，尤其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典型的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其规模巨大，特别是执政者设法延长他们的执政期的情况，或者在特定的行业中，例如：国防和建筑——这些行业的市场份额可以通过贿赂获得；或者假药支配着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保健事业整体崩溃。有时候这种倾向已经被宗教、司法力量或广泛的公众反抗所制止，就像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那样。而更加常见的是，腐败没有被制止，大量的财富以损害总体社会利益为代价被非法累积，形成了进出于正式经济中的大量无监管资金。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的网络以空前的规模发展，完全利用了全球化，而且通常比制止它们的反腐败机构更加有弹性。它们和有组织犯罪网络（例如控制国际贩毒的网络）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
腐败的正式定义包括了社会的腐败到单独的贿赂行为。本书中讨论的腐败始终牵涉以逃避公众视线的方式获得金钱、资产或权力，通常违法而且损害整体社会利益——在总体层面或日常层面。个人敛财几乎总是主要的目标，虽然腐败可能是一个集团为了获得或保留政权而进行的谋划，因此这些动机可以是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主题在各个国家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不同的体制结构可能会将事实掩盖。俄罗斯九十年代与政治寡头相关的腐败就是为了广泛操纵政治制度做准备，以便保证当权者可以聚集大量个人财富。尼日利亚，在过去的30年间，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国家资金的行为已经蚕食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在美国，伴随着安然公司（Enron）破产的公司欺诈——包括标的资产价值的广泛欺诈，加快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扩张，这也是由个人贪欲而推动。
由于几乎所有腐败都是秘密进行，它很容易逃脱调查机构的检查。其“非法性”争论更多：进出口的“错误定价”1可能不会触犯具体法律，尽管它会违反正式的会计准则，即，要求交易的产品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估值。华尔街与其他地方的银行部门中涉及的风险在原则上并不违法：只有当一家银行将抵押贷款出售给另一家银行，而抵押贷款发放者故意虚报风险时，才成为违法2。因此，尽管腐败通常违法，然而也存在技术上“合法”但是社会大多视为“腐败”的腐败形式。无法制止全球性腐败的代价非常高，它的影响深刻，触及个人生活、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的可靠性等。
腐败横行的地方，最贫穷的人在支付最高的价格。通常为公众所承认和了解的最高层腐败行为，很容易会被用来为最低层的腐败行为做辩解。没有贿赂，警察可能会在路障处扣留车辆半天，灌溉管理者可能会拒绝为小农户提供灌溉，或者中学校长可能会阻止很有前途的小学毕业生入学。虽然这种行为经常以收入低下为借口，事实上则常常是精心设计阴谋的结果，其组织协调水平较高，其中一个条件是较高水平的佣金支付。当政府变更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很容易在新政权下存续。
2000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启用一系列措施来解决世界最贫穷人口的贫穷问题。其中目标包括：将遭受饥饿的人数减少一半，使所有儿童都能上小学，以及将无法获得饮用水或卫生设施的人数减少一半。这些指标被命名为“千禧年发展目标”（MDG）。虽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腐败仍然是实现目标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印度，针对农村贫穷人口的全国食物分配计划的基础是一项证明公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本身就是贿赂的主题3。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提供的应急食品计划已经被政府强占（例如津巴布韦和缅甸政府）或者被长期内战国家的军阀所强占（例如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小学的建设和维护资金成为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挤占挪用资金。饮用水的享有受到了腐败相关问题的困扰。在雅加达、利马和马尼拉等城市，城市贫民向私营零售供水商支付的水费是富人支付的自来水费的五倍到十倍之间4。
在许多国家，腐败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关键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本也很高。例如，在尼日利亚，腐败导致了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每天2美元，而自1970年以来，全国每年从石油上获得的平均收入达300亿美元。在秘鲁，九十年代阿尔韦托·藤森当权下腐败横行，挪用了大量资源，只有大约一半的期望收益到达政府手中5。在肯尼亚，Anglo Leasing丑闻延续数年，而一年就占政府年度支出的大约12%。在刚果民主共和国，1961年到1997年源于蒙博托的庞大腐败格局和挪用国家资源是同义词，资金赞助系统不会对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进行任何重大投资。
木材、海洋渔业和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腐败管理也有直接成本，这些资源的牵连范围远远超越了发现资源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违法砍伐、但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木材价值已经高达每年50亿美元，是合法砍伐木材价值的4.5倍6。在俄罗斯，天然气以世界价格的一小部分出口给中间公司，然后中间公司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相邻国家，这种方式使俄罗斯经济从2000年到2008年每年损失高达500亿美元7。至于索马里海盗，事实上国际商业拖捞船也利用了海上管理系统的缺乏，从而促使海盗开始“收税”，之后扣押人质拖捞船，最后还扣押了不同国家的更大船只。在中国，由共产党地方当局对私有小规模煤矿通过腐败的方式进行的监管，其特征是严重疏忽了碳排放的控制，对中国的整体环境规划造成了不良影响。
然而，腐败的成本超越了个人，超越了国库，也超越了经济的业绩。高收入国家的政党筹集资金一直充满着腐败。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企业领导者进行的调查8表明，非法捐款“很少”的只有18%的国家，在40%的国家为“常见”。在德国，国家统一的缔造者赫尔穆特·科尔，最终在牵涉基督教民主同盟（CDU）的政党融资丑闻玷污中退休。这一丑闻还牵涉到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交易，即，通过出售前东德炼油公司Luena来填补其政党的运行资金。在日本，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依赖于大选之间周期高达100亿的开支。其中很大一部分由进出于合法经济的日本黑帮所提供，他们通过大量的捐款向所选举的政治家购买“保护”。在意大利，米兰的地方长官于1994年发起的“洗手”行动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市政合同定价过高，超价差不多达50%，其中大部分利润流进了政党的口袋，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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