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3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运动的决胜力量。上海工人、学生、商人掀起了罢工、罢学、罢市的高潮。上海郊区农民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配合市区的“三罢”斗争。据1919年6月9日《时报》报道：“本埠商界罢市以前，曾经大小各商号议决，一律抵制日货，如违察出议罚等因。兹闻大南门外某米店执事抗违众议，暗与日商交接，出售米1000石，每石连水脚共洋16元，雇极大驳船装运，由上南巷迤逦而至川沙县海滩，然后运上输船出洋。据云，正在卸货之时，为该处当地乡民‘土匪’察悉，上前扣留，共得400石之多。闻此项损失，外人不肯承认。”“川沙县农民扣留售与日商大米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对反帝爱国运动的有力支持。”上海的农民并不多，斗争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心脏，直接配合了三罢斗争，支持了五四运动。
此外，农民的官方组织——农会，尽管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但在国家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各界民众反帝爱国热情高涨之际，也自觉投身到五四运动中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4月初，山东农会等联合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此事关系中国存亡，务望力主取消（亡国条约），毋令千载一时之机，败坏于一二宵人之手。”湖南衡阳、永州、彬州农会等团体向全国发出通电：“此次青岛失败，北京学生激于义愤，殴伤章贼，焚毁曹宅，实为国人心里所共快。”
总之，农民阶级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少数农民同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甚至武装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学生的运动。但就整体而言，大多数农民一方面身受阶级压迫和残酷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自身阶级性的局限，找不到出路。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农民阶级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即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工农联盟的革命道路，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农民阶级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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