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公正地讲,麦理浩是一位杰出的总督。他自1971年就任港督以来,就为香港民众做了很多实事。香港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理浩是无法分开的,甚至香港媒体曾称赞他把香港带进了“麦理浩时代”。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1997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长级官员。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开始密切接触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之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华的安排。他们计划让总督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谈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谈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总督访华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了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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