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分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大动乱的年月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节、胸怀、胆识和智慧，进而引起我们对“文革”浩劫的反思。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
　　——傅高义

　　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布热津斯基

　　我曾有幸在多个场合聆听邓小平向我解释有关中国的改革问题。我也有幸能够将邓小平在1974年和1979年对我说的话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作出对比。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做到像邓小平那样，所预期的目标都能够实现。
　　——基辛格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0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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