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足使金融季节之划分，过于锐利，易使金融界与工商业者发生严重的恐慌事变，又足使一般消费者之预算，无从精确，平时既足以促其浪费，索逋临门，又复易使其无所措置，所以，他以为中国工商业如欲发达，则三节付账制必须根本取消而代以最进步的票据信用制度——即“以票据代替收货回单”，以流通的票据信用代替那账簿上的固定债权，然后工商业之资金与营业，始可无停滞搁浅之虑，而金融业者，以贴现的方式，调剂于买卖两方之间，营业自亦可愈臻繁盛了。
这种从信用制度的革新去提倡票据，由票据的产生而促进银行贴现的发展的主张，确是值得我们注意与钦佩的。1931年春，金国宝先生在复旦大学曾经作过一次《为什么及怎么样造成一个贴现市场》的学术演讲，他也以为“贴现市场之成立，以标准票据之有无为前提”，主张银行方面，应该要竭力的去提倡一种“银行承兑汇票”，以为发展银行贴现业务之基础。其后，在1932年春，他在《国难声中之上海金融问题》一文中又申论票据投资与公债投资的利弊，以为银行业者，如果要想免去由公债惨跌而引起的金融恐慌，第一步“亟应改弦更张之处”便非把银行的短期资金，尽量的投向于短期的商业票据不可。但，商业票据的投资，“第一问题仍在提倡商业票据，而银行承兑及银行背书之票据尤为重要，盖欧美各国，无不以此种票据为贴现市场之基础也”。可知优良的票据的能否盛行的问题，确是贴现业务能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如果不能通过，则贴现业简直是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可说的。我们希望国内一般卓越的银行家，今后对此仍须继续努力，以期贯澈初衷，而促使中国银行业贴现业务之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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