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未定稿》漫忆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內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农村、文艺、国际和哲学史等七个编辑组。当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在沙滩北大红楼后面同一幢大楼里办公。
《内部未定稿》的负责人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他因此也兼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日常工作由同时担任《红旗》杂志和《內部未定稿》编委的张先畴负责。《红旗》杂志并不过问《內部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和我同时来的，还有八个分别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来的当年毕业生，包括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和新闻几个专业。在我们之前调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孙泱，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子，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朱德的秘书，是来做《內部未定稿》专职编委的，但不久就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革”中死于非命；另一个是中央编译局的余征，懂俄文，在那里译校马列著作，此前已借调在新华社从事中苏论战的资料编译工作，是许立群点名调到《内部未定稿》来的（许立群当时兼任着中央编译局局长）。
当时正大张旗鼓开展“四清”运动，过了国庆节我们都随《红旗》杂志社机关大队人马到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张先畴独自留守。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秋天张先畴和八组的多数人去广西农村和北京的工厂参加“四清”。这样许立群就更多地直接管《內部未定稿》的事，刊发的所有稿件都是他亲自定的，具体工作由余征和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做，他很放手。我对许立群一向怀有敬意。记得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他应邀到北大作报告，开口便说：“要读原著，辅导报告是学习心得，都不如原著好。”转而又说：“也有例外。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比许多原著好。”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许立群的一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找他面谈，给予表扬和鼓励这像是传奇故事，我问过他的夫人杜晓彬（曾任《红旗》杂志机关党委副书记，“文革”中我们一起下放“五七干校”多年，竟确有其事，她在晚年写的回忆许立群的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我“四清’’回来后在许立群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明快严实的工作作风与平易随和的对人态度感触很深。他说话没有官强，在院子里碰到我们还常常主动停下来闲聊几句。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思想理论领域气氛曰益紧张，许立群作为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工作很难做。在《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出版方面，也表现出他的犹疑和彷徨，以及为争取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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