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分割的政治经学分析
如上文指出的，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政策话语权上的城乡分割始终存在。这就必然导致城市的政策制订仍然只是出于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宋洪远（ 2004）指出，中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蔡等（ 2003）也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所以，把城市政策的目标界定为城市本地户籍人口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分析中国城乡政策的合理起点。
Dolmas和Huffman （2004）用一个不包含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非生产性损耗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本国决策者（中间投票人）的移民吸纳政策。虽然这个理论是用来分析国际移民政策的，但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用来理解一国内部的城乡和地区间移民问题。他们指出，移民的流入会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在资本存量不变的条件下这会降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而提高资本边际产出，进而降低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当城币的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或者资本分布较为不均时，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而非资本利得时，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倾向于允许更少的移民。陈钊、陆铭（ 2008）考虑了.动态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在资本比较稀缺的发展初期，城市政府并不需要移民进入城市的工业部门；随着城市资本的积累，劳动力会变得相对比较稀缺，而且城市居民的收入来源也从主要依靠劳动收入而变得越来越依靠资本回报，因此城市政府的移民管制也开始放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确实处在一个资本匮乏的状态，因此政府必然会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随着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显著增加。这时，边际上让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对城市户籍人口来说是福利改善的。这是因为农业因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而只有很低的人均产出，因此，农民工进城的保留工资非常低，低于城市的劳动边际产出。于是，即使算上城市内部因不同户籍人口间的福利差距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以及相应的资源损耗，边际上让农民工进城也是符合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的（陈钊、陆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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