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农民工对国家的依赖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有所不同。国家和国有企业对“正式工人”曾经有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国家保证终身就业，提供从出生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所以，国企下岗工人的诉求是质疑企业对这些承诺的偏离或违背，提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阵地，做企业的真正主人”，“下岗工人要吃饭，国家主人要工作”等口号。老一代农民工此前并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承诺，在提出诉求方面不免心虚和少有底气。如果他们提出要做主人，得到的回答是“根据《公司法》，企业不是你的”。如果提出要吃饭、要工作，老板说“你在农村有土地，回家吃饭、工作吧”。他们把自己认定为“外来户”、“编外群体”，能够依托的只有国家制定的而且将老一代农民工包括在内的法律。老一代农民工对国家的诉求不像城市下岗工人那样理直气壮，那样行为强硬，而是包含了较大成分的乞求和争取同情。城市下岗职工以主人的身份斥责政府官员的腐败，将此作为迫使企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压力和筹码，老一代农民工不太关心也不太敢于指责这方面的问题。在老一代农民工的各种集体行动中，都少有“惩治腐败”的话语。
作为弱势者，老一代农民工（在某些群体的指导下）诉诸国家的时候也寻找适当的时机，以便自己的诉求能够被政府接受。这些时机包括国家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关于企业和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的讲话，全国总工会召开会议、做出了某一内容的决定，甚至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的更换、上级领导到本地视察，等等。例如，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声称如果不解决就要到北京去上访。
老一代农民工相信坚持的作用，诚心和不断的诉说会打动官员。如果一次上访不成功，就去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本地不能成功，就去市里、省里和北京。他们也相信人多势众，一个人去上访不成功，就多带上几个人。例如，一个工伤的老一代农民工上访的时候背上托着鼻涕的孩子、带上怀孕七个月的妻子，还有白发的、颤颤巍巍的老母亲。如果这样还不解决问题，就聚合起一帮老一代农民工到政府门前围堵，阻断城市的交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有意破坏，而是引起政府的注意和反应，他们要借此告诉政府，老一代农民工被欺负得很厉害，冤情很深，不能不解决了。
应该注意到，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国家、政府、官员具有不同的态度，是区别对待的。他们相信和依赖国家，对国家感到亲切，也感到国家就在自己的身边。说到政府，则感到那是一个衙门，高高在上，地位遥远，相当陌生，强制、苛捐杂税、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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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深圳市总工会主席 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