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森（1984）和赫尔普曼（1984）分别建立了FDI的水平投资模型和垂直投资模型解释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前者主要是基于接近市场的动机，后者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耶普尔（2003）、Ekholm等人（2007）考虑了第三方（地区）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
随着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产业分工的精细化，人们逐渐关注新型分工条件下产业区域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ones，Arndt和Kierzkowski（1990、2000）用“片段化”（fragment）对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加以描述，分析了生产分割和片段化生产的动因。克鲁格曼（1995）认为国际价值链的分解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方面。他把这一价值链的分解称为“切割价值链”。其他一些学者把这种专业化称为功能片段化（DurantonandPuga，2003；Defever，2006等）。普加和维布尔斯（1996）在考虑了产业前后向联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在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空间集聚与扩散问题，在同Krugman空间集聚模型假设相同的情况下，认为产业首先集中在少数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工资将会提高，由产业各环节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产生的外部经济在初始阶段会弥补工资上涨带来的损失，但当工资上涨超过某一临界点而不能被外部性补偿时，则一些环节将会迁移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转入地区随着产业间前后向联系的出现，转入地区的产业将获得一个快速的发展。格里菲（2005）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活动布局的动态性问题，认为其主要驱动力是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分工，而这些劳动分工主要是由链上不同活动环节的劳动密集程度差异所引起。Amiti（2005）在国家区域水平上讨论了产业链分工下产业布局问题，认为全球化产生了两个明显不同且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生产链的国际片段化和具有垂直关联关系的上下游环节集聚，认为贸易自由度和区域比较优势对具有垂直关联且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业环节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Rossi—Hansber9等人（2005）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都市地区。随着城市的发展，企业倾向于把总部设在城市中心，而把生产环节设在外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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