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开宇，2003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国际农业经济学会（IAAE）会员，《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杂志特聘评审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课题30余项，发表中英文论文50余篇，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长期从事公共政策与农村发展领域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公共政策、风险管理与农业保险、农村发展等。
　　
　　吴蓓蓓，201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农业大学讲师。在Agribusiness、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Journal of Food， Agriculture & Environment、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中，国农村观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消费需求及劳动力转移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论丛（第3辑）：留守儿童教育与健康问题研究》基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健康两大视角，借助微观调研数据和现代计量经济方法，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其子女教育和健康的影响结果及影响程度，并立足于中国现实，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社会众多力量更加关注农村留守现象，为彻底解决留守问题献计献策，最终促进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

　　比较不同方案，我们能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家庭外出务工行为对孩子的数学成绩具有负面影响。五种方案中，外出务工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2003年家庭外出务工行为的确对家庭孩子的数学成绩造成了负面影响。大体上，负面影响系数稳定在0.13左右。也就是说，与非外出务工家庭组相比，外出务工家庭组孩子的数学成绩会低0.13个标准分。
　　第二，孩子健康等人力资本也会影响其数学成绩。身体健康系数为负数，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与那些1年内没有看过病的孩子相比，1年内看过病的孩子的数学成绩平均要低至少0.09个标准分。
　　第三，年龄对数学的影响非常显著，且均为正号。也就是说，假如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那么伴随年龄增大，孩子的数学计算能力仍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增加1岁，孩子的数学成绩至少提高0.88个标准分。
　　第四，无论是连续变量还是离散虚拟变量，孩子上学年级系数均极为显著。同时，连续变量上学年级作用方向为正，初中一年级前后、高中一年级前后作用方向为负。也就是说，伴随年级提高，数学成绩有增加的趋势；同时，在小学和初中之间、初中与高中之间存在跳跃点。然而，需要特别小心：我们不应用这些系数去解释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测试内容和难度本身很可能与年级高度相关。
　　第五，村里的幼儿园、学前班将对孩子晚些时候的数学成绩产生积极影响。村里是否有幼儿园、学前班对孩子数学成绩作用方向为正，且非常显著。从影响程度看，幼儿园所产生的正面作用非常大，学前班所带来的正面作用也很大。具体来说，在其他影响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所在村没有幼儿园的孩子相比，村里有幼儿园的孩子的数学成绩至少会高出0.27个标准分。同样地，与所在村没有学前班的孩子相比，村里有学前班的孩子数学成绩至少会高出0.19个标准分。从影响程度看，建造村里的早期教育设施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家庭行为对孩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六，教室学生规模也会对孩子的数学成绩产生显著影响。教师学生人数越多，学生的数学成绩越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效果。尽管从影响作用看，影响系数仅有0.01个标准分，然后考虑到样本中一个教室所容纳的学生人数最高达103人，如果能降到目前每个教室学生人数51人的平均水平，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室数量扩建将会提高学生成绩0.5个标准分。
　　另外一些因素，譬如村地形状况也会显著增加学生的数学成绩。
　　除上述因素外，有些因素也可能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里需要重点考察几点。一是教师学历因素。正像我们前面所讲，在逻辑上，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人数比例越高，教师的素质越好，孩子的成绩越好。然而与预期相反，五个方案中有三个表明，大专以上教师比例会对数学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并且非常显著。那么，究竟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产生上述结果？如果说教师教学效果可以看成是教师个人水平和个人努力程度的函数，那么高素质的教育将能保证教育水平，但却无法保证教师个人是否作出了努力。因此，努力程度一般与学校的激励机制紧密相关。方案Ⅲ中的工资和方案V中的奖金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某种程度可能印证了我们的解释，即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利于提高教师努力程度，最后提高孩子的成绩。当然，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对样本地区作调查基础上下结论。
　　二是男教师比例问题。方案Ⅰ、方案Ⅱ和方案Ⅲ均表明，男性教师比例的下降将有利于孩子数学的提高，而且这种影响统计上极其显著。尽管后两种方案均不显著，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教师性别对孩子数学成绩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发现的，在西部地区男性教师比例所占比重非常高，有87.58％的学校男性教师比例超过50％，有一半的学校男性教师比例达到71.43％。样本学校大多为小学或初中，或许正是这种教师比例的相对失调，女性教师更受到孩子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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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教育家庭决策及其政策内涵
第1章 导论
1.1 背景与问题
1.2 研究综述
1.3 研究目标
1.4 研究内容
1.5 研究方案
1.6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第2章 理论框架、假说、计量模型和数据
2.1 理论框架
2.2 假说和计量模型
2.3 数据

第3章 农户外出务工与子女教育基本特征
3.1 非农务工总体特征
3.2 孩子成绩的测度及其总体状况
3.3 教育投入时间测度及其总体状况
3.4 教育投入费用测度及其总体状况／

第4章 农户家庭非农外出务工行为的决策机制
4.1 农户特征比较
4.2 农户家庭非农务工的决策
4.3 农户非农活动影响因素评价
附表

第5章 农户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成绩的影响
5.1 不同家庭组孩子的成绩比较
5.2 变量定义及描述
5.3 数学成绩参数估计
5.4 语文成绩参数估计
5.5 外出务工对孩子成绩的总体评价
附表

第6章 农户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时间投入的影响
6.1 教育时间投入
6.2 变量定义及描述
6.3 外出务工对教育时间投入影响
6.4 外出务工对教育时间投入影响的总体评价

第7章 农户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费用投入的影响
7.1 教育费用支出比较
7.2 变量定义及描述
7.3 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费用的影响
7.4 家庭消费结构的解释
7.5 外出务工对教育投入费用影响的总体评价
……
下篇 留守儿童健康问题——健康状况及其政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