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经理邦国，烛畅幽遐，达于鬼神之情，交于上下之际，功成作乐，非文不宜，理定制礼，非文不载”。即要求诗具有道德感及其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具体地说，以乐为中心来发展诗的情感表现。
其次，提出心、词的关系问题，说：“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因此，“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这一方面吸取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一方面又倡导歌的言情作用，将情、志、心、气结合，发展了上代的歌论。
再次，论述“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构建了意+声=格律的歌学方程式。
《文镜秘府论》实际上是专论中国六朝的诗学，内中加以扬弃取舍，集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诗可以兴，可以观”；二是“体韵心传，音律口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帝德录”中强调诗之功能乃“叙功业”、“叙礼乐法”、“叙政化思德”、“叙天下安平”、“叙远方归向”、“叙瑞物感致”，它几乎将中国六朝诗学原原本本地搬到歌学论上来，并宣扬了儒佛文学思想。这一时期，即奈良时代末期、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文压倒一切，和歌衰微，《歌经标式》的影响缩小，许多歌论都模仿《文镜秘府论》。可以说，它是在这个汉诗文一边倒的形势下的产物。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空海的哲学思想，在拒绝佛教‘日本化’、彻底贯彻其彼岸性、克服土著世界观方面，是划时代的。”①
在儒佛思潮的冲击下，日本诗界致力于诗文的“日本化”，以期对汉诗文一边倒的反拨。这时（公元894年）也正好废止遣唐使。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等就是于汉诗文加入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而使之具有日本特色的一种努力的尝试。他在《新撰万叶集》（913）序中提出花实对称的问题，说：“以今比古，新作花也。”他在《菅家遗诫》中将这种努力精当地总结为“和魂汉才”，将日本本土的精神与中国诗学融合，也就是说，强调了以日本本土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学问的重要性，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重要性。永田广智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这些思潮由于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