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丰富：历史学方面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述从》等；在方志学方面有《方志学概论》、《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在图书文献方面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古典目录学》、《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义》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另撰有大量随笔散文，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出枥集》、《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邃谷师友》和《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等十余种。专与博、冷与热、学与用是我们在治学中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位横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成就之突出，在学术界中是很少见的。更可贵的是，来先生一直提倡和实践“为人之学”，如今，年逾8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还撰写大量随笔杂文．并将此作为普及历史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来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常开新境”的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自古以来熔铸文人学者的两大途径。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马迁，他从十岁开始读《左传》、《国语》、《世本》和儒家诸经典；二十岁就周游江浙、两湖、鲁豫、四川的名山大川。访求遗佚，搜集口碑。后世文人学者多奉为圭臬。有唐柳宗元以撰写游记著称于唐宋八家，所写《永州八记》刻画唐代湖南零陵优美山水，竹木怪石，久称古今名篇。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攀悬崖，登绝顶，考察自然与人文现象，穷一生精力，撰成举世驰名之杰作《徐霞客游记》，熠熠发光于中华文化之宝库。近之如清代，游记之作，所在多有。如清初古文名家宋荦与汪琬各有一篇同名《游姑苏台记》的游记，描绘苏州城外姑苏山上姑苏台山水情景，宋文并引入汪文写景片段，比读之下，汪文于情以似略胜宋文一筹。乾隆时诗人沈德潜有《雨中游虞山记》一文，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记，作者始而写两过其山而未登的憾意，继而写某次雨中登临，又未能尽探幽邃，而感到心甚怏怏，终而发抒对世事的感慨说：
    “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半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噫嘻！岂独寻山也哉！”
    晚清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有人开始动念走向世界。我的一位乡前辈单士厘女士于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日，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介绍所见所闻，不仅量其风物，更对时事感到忧虑与愤懑，充分反映20世纪初一位封建时代女性的远见卓识。1910年，她又写出一部名为《归潜记》的游记，记其在意大利的见闻和她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更借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惨状，以启迪国人对国事日衰的警觉，体现了游记中的文化内涵。
    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时期，文人学者渐渐摆脱自我封闭状态，不仅国内时有学术研讨，甚且越洋交流，亦非罕见。所到之地，往往将见闻形诸笔墨，于是游记之作时见报刊，而自藏于箧者尤不可胜数。从此，海内外一地之历史沿革、山川风光、民情习俗，名胜遗迹，以及民众之精神素质、文明程度等等，大都见诸文字，斯情斯景，宛在眼前，几于目不暇接。文化内涵更见深厚，中西文化之沟通，日益畅达。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也引发我对这些文化游记的关爱和思考。
    能亲临海内外胜地，并写出文化游记的人，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虽有此要求与愿望，但一则限于精力，二则限于财力，三则限于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过图像和文字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我曾把这种文化享受称之为“卧游”，所谓“卧游”，并非实指，而是借指一种消闲模式，偎在被窝里，仰摊在老板椅上，斜靠着羊皮沙发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属于“卧游”的范畴；但许多文化游记，多散刊在各处，搜寻困难。因此我曾设想如能选辑一批出于文人学者之手，具有文化内涵的游记于一编，提供给那些或年高体衰者，或公私繁忙者，或阮囊羞涩者作“卧游”之需，岂不甚好？
    几年前，我和忘年挚友韩小蕙女士曾编过一套《当代文化游记》，含域内域外各一册，为多人一集，颇得同好赞许，惟所收篇什较少，时思增益扩编。去年冬日，岳麓书社曾主陶社长告知，该社拟组编一套文人学者走天下的游记性丛书，内容不只描写自然景物，还应有人文内涵，并打破学者作家界限，各成专集。我被邀加盟，甚感愉悦，乃汇集旧有拙文数十篇，成一小集。各篇插入相应图片，庶看图文，益增情趣。既记录平生游踪，又可备卧游者浏览，岂不善哉！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
    ——来新夏

    从总督衙门到火车站要经过法、意、奧、比等国租界的地界，时常受到牵制。据父亲的同事句伯伯说，清朝的大官出行，一定要鸣锣开道，摆出旗锣伞帐，十分威风，而租界当局虽允许仪仗通过，但一定要偃旗息鼓，袁世凯受不了这口恶气，于是决定自建马路，自修车站，供自己扬眉吐气。这一传说虽于史无考，但由于有后来的实际可据，也给袁世凯的一生多少增添若干亮点。
    袁世凯首先着手的是建车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确定在新开河南岸、金钟河北岸之间建新车站。次年1月，车站建成，就是现在的北站。从此，袁世凯就可以耀武扬威，恢复汉宫威仪地在新车站登火车赴京了。接着，于二月间，划定东至铁路、西到北运河、南至金钟河、北至新开河这一范围为“新区”，采取若干开发“新区”的措施。其中重点工程是修一条从总督衙门到新车站的大马路，长一点五里，宽三十四米，灰土碎石路面，后于1924年改为沥青路。这条路修成后，开始称新修马路，后改称大经略，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1924年在天津的活动而改名为中山路。不过，多数老百姓仍习惯地称它为大经路。以大经路为经，在它的两侧，又建成若干条纬路，按干字文命名，有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昆、冈等十几条纬路，分左右排列，其中元、黄、律、昆几条路比较繁盛。随着确定了政治中心，划定了“新区”的范围，修了车站马路，建了若干房舍，于是在“新区”内渐渐有政府机构、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单位、名流贤达豪宅，纷纷麋集于此，顿使“河北新区”面目一新。其繁华先进，几可与“租借地”相抗衡。
    我在“新区”住过好几处，最初住在律纬路择仁里，这是一条在大经路和律纬路都有出口的胡同，离北站不远，夜深入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火车由远及近和由近及远的鸣笛声。大经路那个胡同口的右侧，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中药店，前店后厂，名叫同茂堂。因为我父亲是业余中医，和同茂堂时有来往，所以我可以自由进出后面的制药作坊，熟悉了不少炮制药材的工序和工具，也初步隆得点药性，对中医有点兴趣。

议论文化游记（代序）
积水潭忆旧
七十年的天津缘
天津卫六百年
大经路忆往
五大道寻旧
消夏梨木台
战备疏散话“老插”
钱江潮
湖滨赏月
旧镇纪事
水乡乌镇
杭嘉湖纪行
人文绍兴
天一明珠话沧桑
宁波的“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钟情海宁
参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初访华西
七朝古都——开封
历史的沉重——悼旅顺
岩画·摩崖造像
娘子关览胜
平遥古城
塔儿寺朝圣
河西四郡
敦煌访古
啊！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吐鲁番纪行
黔行纪游
黄果树观瀑／龙宫泛舟／阳明洞遐思／红枫湖篝火
过港行
天津和香港的相通命运
澳门巡游
远眺／近观／重游
台湾的博物馆
太鲁阁留踪
环台游
美国风情
初履金山／独立厅／华盛顿故居／两个雅典城／大西洋赌城／
乡情的安慰／好莱坞忆游／大学图书馆／村镇图书馆
枫叶之国
五月的温哥华／UBC的亚洲图书馆
扶桑手记
成田上空的浮想／上野探樱花／和服的咏叹／和食杂说／相扑料理及其他／
东京居大不易／血通气顺／明治村的启示／日本知识界的侧面观／广岛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