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本名王伟强，旧书旧刊爱好者。写过诗歌，编着杂志。远离名利场，方能活得轻松。暇时去旧书市场闲逛，与文化老人闲聊。淘书、写作、交友，视为人生乐事。

　　虽然我年届九十，已婉谢一切作序之邀，但韦泱是我晚年的“忘年交”——诗友和文友，觉得有责任写点想法。认识韦泱已有十年时间了。十年前，他慕名来看望我，这是我们认识之始。韦泱是诗人，那时在作协诗歌委员会里还承担一些工作。他来了解我的旧著《星底梦》诗集，在上世纪40年代写作与出版方面的一些史料，这是他的兴趣范围内的应有之责，我尽我所忆，解答了他提出的若干问题。
　　此后，他时常来我居处。交往多了，我渐渐发现，他对淘书的热情有增无减，他爱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从诗歌到整个现代文学，尤以新文学方面的旧书旧刊为主，交谈的话题愈来愈多。我亦时常在报刊上读到他写的一些史料考据方面的文章。我与子女丁言模、丁言昭的研究方向是以现代文学人物史料为主的，韦泱在与我们交往的十余年中，他的兴趣亦愈来愈浓，我们的共同语言多起来了。

　　时间转瞬到了1947年，贾植芳为《时事新报》编《青光》副刊。《青光》被封后，他又与尚丁、耿庸等创办《诗与杂文丛刊》，只出版第一集《犯罪的功劳》，又被禁止了。无奈，贾植芳与妻子暂栖虹口义丰里。在这个日侨区，还住着内山书店老板、鲁迅先生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贾植芳常去串门聊天。一天，内山对贾植芳说：“书店开不下去了，我准备回国。这里的书，有用的你拿去吧”。这些日文书，对贾植芳日后写作颇起作用。不久，贾植芳夫妇又被特务以“煽动学潮罪”戴上镣铐，投入监狱。第二年，胡风找到贾植芳的留日同学、香港海燕书店经理俞鸿模，才将贾植芳保释出来。出狱后，贾植芳夫妇暂时隐居在沪西法华镇上一间农房的阁楼里。这时，贾植芳才有时间构思早就计划撰写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蛰居在只有七个多平方米的小阁楼上，贾植芳向房东借了两个箱子作为书桌，开始全力以赴伏箱撰写此书。他在日本学的知识用上了，内山先生赠他的书籍用上了。还需要什么资料，则由妻子任敏出门为他借来。贾植芳两个多月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写，竟因阁楼空气窒息，又常常熬夜而累得昏倒在地。书稿即将写完的一天，有不速之客打上门来，正巧贾植芳夫妇有事外出，躲过一劫。贾植芳知道，他又被特务盯上了，此地不宜久留。他决定去青岛伯父那里暂避一下。然而，他们囊中羞涩，连去青岛的路费都凑不齐。他们想到棠棣出版社的朋友、任经理的徐启堂。一见面说明来意，徐启堂二话没说，当即取出两万金圆券（相当于五两黄金），对他说：“稿子先摆下，你先拿上这些作路费要紧”。
　　这样，他们远走高飞去了青岛。等他们再回到上海，已是1949年1月，正值《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付排，贾植芳赶写了“前言”，说明此书是“从事研究作为史的形象的清代经济社会构成，是意图解释并搜求清代经济社会的意义所在，侧面则在批判地说明了一个政权的兴亡的必然性法则。”并说：“清代，这近代的中国，实在教育了我们，启发了我们，在和我们血肉相联的这前一代中我们汲取了勇气和希望——这才是笔者写作本书的最大企图和意义所在。”
　　这年11月，新中国刚诞生不久。时客居苏州的贾植芳，得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将再版，即写下“再版序言”，开头便说：“本书竟能在出版一个多月中销售一空，足见在人民的时代里读书风气之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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