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戈”的羞愧
这里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小戈”，并非对他有什么不恭不敬，而是在当时，他确实还是个“小戈”。
1980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政治局正式委员，时年他仅49岁，是政治局所有成员中最年轻的，尤其是对于那帮七老八十的同僚来说，他无疑是个小伙子。也许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上，所以他才感到官场上的很多做法很不合他的“新思维”，倒了他的胃口，并因此便产生了羞愧感。
初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对开会时的入座，他不禁觉得怪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都会不假思索地各就各位，既不会是前一个，也不会是后一个；即使有人缺席，那位置也只能空着，排在后面的人绝不会挪到前面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排列的座次：“勃列日涅夫右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是政治局委员的先后排名，离勃氏坐得近的，名次靠前，权力较大，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离得远的，权力、身份、地位逐一次之。他“小戈”当时是最年轻、最新当选的委员，自然要位居老末了。
会议期间，他常发现会议主持人说着说着就“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戈尔巴乔夫没有明说这个主持人是谁，但根据苏共高层“谁权力最大谁主持会议”的惯例，这个主持人自然就是“一把手”勃列日涅夫了。
再就是总有人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往哪儿跑？自然是往“一把手”身边跑。特别是契尔年科，别以为他是个政治局委员，其实也就是总书记的“大秘”。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着公文：“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给你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所有这一切都让“小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使得他不禁感慨万千：“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笔者已在相关的文章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是处于复杂历史时期的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成长于官僚体制下有意于改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企图改革而又不甘摆脱官僚体制的人。尽管从他骨子里还透着一股官僚的专制的气息，但他没想到让他仰慕已久的政治高层的“宫廷游戏”会演成这样，丑陋到如此地步，并且让人人都觉得习以为常。
在很多人看来，高层次的人开高层次的会议，一定会是高效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何曾想到，这会议的主持人就是个庸才，别看他位置那么高，到处显示他的能耐，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水平，就连瞎咋呼都还出错。不是吗？会议刚开了个头就跑了题，东拉西扯，胡说八道，让人不知所云。而其他人也就这么附和着，主子爱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块儿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主子愁大家一起陪着愁，主子笑大家一块儿陪着笑，全随着主子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这种高层会议和冬天里的农妇太阳底下纳着鞋底说闲话有多大区别呢？戈尔巴乔夫为此而感到羞愧，显然是感到宣传机器总是在不停地吹嘘“我们的党是坚强有力的党”，而实际上大相径庭；宣传机器总是把勃氏吹得神乎其神，而实际上往好里说，才智也仅是中等。这一切不仅是有负人民厚望的，也大大地欺骗了人民群众。作为党核心层成员，他能不为之羞愧么？
戈尔巴乔夫还很看不惯那种总爱在“主子”面前跑来跑去的人。是的，既然是事关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一切都应该由集体决定，而不应该只由个别人私下一商量，或工作人员通过揣测主子的意图就决定了。可实际上很多事情就这么决定了，而且还把这种事情做得这么明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也不避讳。而那跑来跑去的人，总是把自己扮得很忙碌的样子，总是搞得与领袖很亲近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是领袖的心腹，才最让领袖信得过。这种当着众人的面在“领袖”面前卖乖讨巧其实是一种无耻，可在党的高层有人却偏偏把这种无耻当光荣，以致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来。党内的庸俗关系应该说以此为发端。
开始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理解，便趁四周无人的时候问他的“伯乐”、离他最近的人安德罗波夫，怎么会是这样子？老安的回答似乎是答非所问，但颇得精髓，他一字一顿地告诉“小戈”：“应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即勃列日涅夫）。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僚们按着尊卑排座次也好，跟着“领袖”后面瞎起哄也好，由亲臣替“领袖”作决策拿主意也好，抑或在“领袖”面前争宠卖乖也好，全都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需要，换句话说，国家稳定不稳定，并不在于决策正确不正确，也不在于人民生活富裕不富裕，更不在于人民意志能否得到表达，而全在于“领袖”的权威是否得到维护，领导人的座次是否排得得当，大家是不是按照“领袖”的口径说话，是不是保持着“说话一个声音，行动一个步调”。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国家和政权就稳如泰山，社会就发展进步，甚至全世界都歌舞升平。
是的，按安德罗波夫的说法，诸如排座次的问题，上电视先后的问题，能否保持与“领袖”一个腔调说话的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就要认真地、大胆地、扎扎实实地把它做好。而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做得不错，比如面对“领袖”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大家都一味捧场；又如会议上的座次，公众场合的露面前后顺序，谁也不会向前多越一步，就像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观察到的，他们总是做得那么自然、老到。而戈尔巴乔夫却为之羞愧，这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庸俗、市侩、虚伪的做法对这个党的重要性，还需要不断地长期地经受这种无耻的锻炼，只有使自己的脸皮真正厚起来，对这种庸俗的做法麻木了，就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了，从而也就有了实施独裁专制的资本了。
在阅读有关前苏联的书籍中，为“领袖”的言行而羞愧或羞耻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用皮鞋敲讲台，这使得台下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之羞愧难当；一件是风烛残年的契尔年科拖着病体、昏头昏脑地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以致看串了行，让听众不知所云，使得人们为国家拥有这样一个领导人而羞愧。我无意评价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应该为之羞愧，但做人的羞愧之心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中国文化一向强调“羞耻之心”，孟子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这种羞耻之心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说明内心正义尚在，道德犹存；怕只怕寡廉鲜耻。这样，人们对他的羞愧之心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另一种情绪——唾弃。戈尔巴乔夫对他某些前任们所持的态度不就是唾弃吗？
吴晗的悲哀
吴哈和郭沫若有些相似：都是学者、历史学家；又都从政，官位不低，兼职不少；二人都是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从心底里尊重敬佩。
有的人说，郭沫若的悲剧在于“治学与为官的错位”。我认为郭沫若与吴哈的悲剧，不在于错位与不错位的问题，而是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就拿治史来说吧，历史学家要想有成就，必须潜身史海，钩校史料，独立思考，严肃认真，挖掘史料深层的内涵，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史见，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探索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循踪，不能稍加穿凿，方能见出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史德、人格与个性。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反右派”一开始，吴晗就积极参战，猛烈开火。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反右派的大会，在会上吴哈高喊着：“我愤恨，我控诉，”走上了大会主席台，批判说：“童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相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党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一口气点出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十七个人的名字。由此可看出吴晗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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