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梁漱溟的“三种路径”<br> 就在辜鸿铭的(《中国人精神》出版了6年之后,另一位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完了自己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br> 首先,作为一部系统的学术论著,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标准:“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以不同是很明显的。”“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第一,向前面要求;第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样一来,他便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出发,并根据“意志”发展方向的不同,来区分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br> 其次,他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判断:“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⑵因此,西方人便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个性自由。前者是我们所羡慕的“赛先生”的胜利,后者是我们所羡慕的“德先生”的成功。但是,这种一味向前追求的文化使西方人只会征服世界而不会享受世界,他们风驰电掣地征服自然,征服社会,征服他国,非但自己未能从容享受,反而给整个世界造成灾难。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在对自然与社会的抗争中只需要适度的满足,因而这种文化并不必然地产生科学与民主,无论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民主政体方面,均无法与西方相比肩。但是,中国人以其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不但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容易满足,而且也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更加不同的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我们所谓第三条路向。”⑶印度人以一种禁欲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因而他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毫无建树,却可以创造出极其高明的宗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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