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男人帮：上海这—个大染缸
陈逸飞和余秋雨就像是兄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感觉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日子。那一天，跨年度的“陈逸飞回顾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然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继续展出。那时候谁也不可能想到，这一天距离画家陈逸飞去世的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仅仅相隔八年三个月又二十天。画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尽管对观展人数作了严格的控制，数以干计的热情观众，还是把上海博物馆二楼宽敞的展厅塞得拍拍满。画展在北京也引起轰动。为了满足中国美术馆门前排长队要求签名的观众要求，陈逸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一刻不停地在画册上签名。他为每一位观众签名，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道一句“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他连午饭都顾不得吃，只有两瓶“乐百氏”充饥。北京的记者这么评价他：“尽管陈逸飞在画坛声誉卓著，如日中天，但他依然保持着恢宏大度、荣辱不惊、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和谦虚随和、平易近人的个性。”
有两个话题，伴随着“陈逸飞回顾展”的始终，没有见诸任何媒体，却在文化圈内口口相传，引起的震动一点不亚于画展的本身。
第一个话题，“陈逸飞回顾展”向上海文化名流和文化评论家发出了正式请柬，请柬左下角有一条注意事项：请穿西装戴领带（或领结）出席。公开提议以西装领带参加画展，陈逸飞应该是国内第一人。画展开幕式，确实有许多文化名流西装领带地出席了，或许他们本身就有穿西装的习惯，或许是响应了陈逸飞的提议；也有一席便服去出席的，画展的工作人员倒也没有将便服者拒之门外。画展没有拒绝便服，却有人拒绝了陈逸飞的画展，这就是当时在文化圈内的轩然大波。有一位美术评论家把画展的请柬往桌上一丢：穿西装？就像乡镇企业家一样？那我就不去了。文化人是最烦有人来做生活指导者的，况且当时西装也已经被当作乡镇企业家的身份象征，那一句“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的文化内涵，显现的恰恰就是市井风情的品位，主张个性的艺术家当然不愿意与市井的流行合流。那一次的陈逸飞回顾展，确实遭到了一些艺术家的公开抵制，抵制的就是陈逸飞的做派。
还有一个话题。画展开幕的当天，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刊登了余秋雨为画展写的序文《陈逸飞印象》。余秋雨对陈逸飞的评价很高也很实在，这本身没有任何的异议，只是看着看着，许多人竟然被引入了相同的模糊境界：这到底是余秋雨在写陈逸飞，还是陈逸飞在写余秋雨？怎么余秋雨写出来的陈逸飞就像是余秋雨自己？两个人也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余秋雨写到“认识陈逸飞先生旱在二十年前，他与我同籍同年，那时都还年轻，现在一起进入了不惑之年。”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文化地位、名气，脾气、谈吐、身材，甚至长相，都简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余秋雨自己也承认：由于我和他长得比较像，很多人经常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或亲切地称呼我“陈先生”。余秋雨对陈逸飞最为入木三分的评价“温文尔雅的陈逸飞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冒险家”，不就是余秋雨的自我写实？即使在文化圈外，也有读者经常在做八卦的分析：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就是兄弟。用一句很通俗的上海话来说，他们两个人就像是“一只模子里刻出来的”。
说起话来语速不快，虽然很睿智，反应很快，但是每一句话总是在深思熟虑后娓 娓道来；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即使对八卦的小记者也客客气气，一点不摆谱，不会随意地打断别人，即使拒绝人家，也会找一个婉转的借口——不是为了自己的金蝉 脱壳，而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脸上总是有浅浅的笑容，绝不可能有“他妈的、他妈的”的标点符号。固然有人不赞同他们的为人为艺，但是用“儒雅”来形容他们的形象特征，是不会有人不同意的。
不要以为陈逸飞和余秋雨的相像是一种娱乐式的偶然，事实上在上海的主流男人当中，还可以推出好几个与他们气质异曲同工的男人。所谓主流男人。当然是指足以代表上海男人主流气质、主流文化的男人。陈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者之一，是不是和陈逸飞、余秋雨很相像？凤凰卫视记者曹景行（著名演员曹雷的弟弟），深得人心的不是闾丘露薇式的风风火火，而就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还有德高望重的何振梁先生，出生在江苏，读大学在上海，也算得上是上海人，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到激情四溢，唯有温文尔雅是他的标志；曾经位居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他当年打乒乓的时候最出名的“小老虎精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没有的。如果再追溯到上海前辈名流，完全可以看得见一条非常清晰的上海男人的气质脉络传承至今：巴金、黄佐临、陈叙一（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始人、厂长）、傅雷（翻译家）……书卷气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灵魂。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即使这一个虚构的人物是醉卧沙场的将军，只要他是上海人，照样洋溢着上海男人的温情脉脉：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师长和工人爸爸，两个人身份迥异，气质相同，和陈逸飞、余秋雨也像是同宗同源。也难怪，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始作俑者是巴金。
多少年前，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一袭士林蓝长衫，迎着初放的桃花，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透射出这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这一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很多年之后，看到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实在是无独有偶，陈逸飞也是围了条围巾，其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
有些人虽然人不在上海，却分明和上海男人毫无二致，比如作家金庸，比如歌星费玉清，比如导演李安、作家白先勇，甚至比如韩国明星裴勇俊……说明上海男人的符号性有一个基本轮廓。
从文化名流延伸出去，非文化界的男人照样摆脱不了上海文化的笼罩，或者说是不自觉地继承了上海文化的精髓，陈逸飞、余秋雨仍旧是可以类比、可以参照的标志。围棋国手常昊，他拜的师傅是聂卫平，棋力上当然受到了聂卫平的提携，但县不要说在性格气质上与师傅迥异，即使在棋风上，也与师傅相左；与其说他是聂卫平的徒弟，不如说他更像余秋雨的弟子。还有姚明、王励勤，上海的标记就像是烙印，至于刘翔，撇开他的顽皮，依旧是不折不扣的上海男人……如果把视线落在匕海的市井，落在石库门，落在弄堂，当然会感觉得到文化水平和经济基础形成的巨大反差，但是过滤掉知识水平和经济基础，市井的上海男人，白白净净、清清爽爽、规规矩矩的居多，温顺、谦和，不紧不慢，彬彬有礼的居多，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居多；即使没有很高的学历，看上去肚子里也是有点墨水的；和他不熟悉的时候，他不见得很见外，和他熟悉之后，又不见得很亲近，远距离的时候不远，近距离的时候不近；要说恨他没脾气，要说爱他不容易。
不妨说，他们就是上海男人的基本群像。
在此罗列另外一个名单，或许我们说不清楚他们是哪里人，但是一定说得清楚，他们不是上海男人：姜文、易中天、郎朗、刘欢、冯小刚、聂卫平、崔健、赵本山，郭德刚、李幼斌、陈宝国、刀郎、陈佩斯、王朔、王宝强……也有少数的例外，唐国强因为背负了“奶油小生”的罪名，而被误认为是上海人，蔡国庆因为长相英而不酷，也被误认为上海人，指向明确单一——说明上海男人具有独特而唯一的模糊定义。
除开少数的例外，其他人不是上海男人，也可以这么说，上海男人不像他们。上海男人像来像去，就是像上海男人。其实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汇聚了最纷杂的地域以及地域人口的外貌特征，以至于上海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最缺少相像性的，完全不像北京人，外貌特征极其明显，高颧骨、细长的单眼皮——北京人的五宫基本如此——刘欢和郎平，除去性别不同，五官属于同一个特征；上海缺少如此明显的五官“公约数”，但是上海男人惊人地相似，而与其他地域有明显的错位。
二○○五年，赵本山和余秋雨、营景行等一些文化界名流在上海出席了《解放日报》的文化论坛造势活动。见面会一开始，赵本山幽默大师的本色就显露无遗，他首先站起来，向在场的所有人深鞠躬说：“余秋雨在我心目中是比父亲还值得尊重的人，跟他站在一起讲话，让我很有犯罪感。”赵本山本人也是“父子关系”的受用者，他有五十多个徒弟，徒弟们用“老爸”来称呼他，尽管有些徒弟只比赵本山小五六岁。
余秋雨大概不会当着几百号人说，巴金是比我父亲还值得尊敬的人，陈逸飞不会说刘海粟是比自己的父亲还值得尊敬的人。要一个上海人在公共场合称一个令自己敬佩、而年龄差不多的人比自己的父亲还值得尊敬，即使心里想说，嘴巴里也说不出来；如果真有人这么说了，背后难听话就不绝于耳了。余秋雨和陈逸飞虽然惺惺相惜，但是绝对不会视对方比父亲更加值得尊重，连勾肩搭背的亲昵也绝对做不出来。
上海男人相似在他的气质上、精神上，这才是上海男人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上海女人来说，上海是一所终身制的学校，对于上海男人来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上海，经过上海这一个染缸的浸染，便成为同一系列的男人，甚至连色彩都极其相似。借用经典的红色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一句著名的台词：是被南京路上的香花毒草熏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陈逸飞邀请姜文主演《理发师》，实在是一个特大的错误，错就错在了陈逸飞只是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低估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这一对江河文化的难以兼容，或者可以说是陈逸飞高估了自己的文化渗透能力。解放军足以跨过长江，陈逸飞无法飞越黄河。在陈逸飞和姜文的诸多争执中，据说有一项是有关香烟费的报销。在账目上，有一笔不小的中华牌蕾烟的费用支出。‘陈逸飞以为拍电影时所有的费用都是为了拍电影的，姜文的香烟当然不在可报销之列，但是姜文以为，为了拍电影所花费的钱都在报销之列，盒饭是可以报销的，香烟也应该是可以报销的。看来余秋雨在这一方面要比陈逸飞高明，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和姜文有什么合作，也没有看到过他和崔健有什么合作，当然和王朔是更不可能合作的。
上海男人更加在意游戏规则，似乎与德国人更加相像。在游戏规则之外的事情，上海男人是胆小的，但是在游戏规则之内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胆大的，甚至还是勇敢的、耿直的。翻译家傅雷一生的爱与死，便是一个上海男人的例证。
傅雷的妻子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就连傅雷给傅聪写信，每封信都由她誊抄留底；傅聪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
她对傅雷一往情深。她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过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生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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